我一直很想寻找这些说法的出处，可是长期未能找到。直到读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圆圆曲》中写陈圆圆被田国舅带走后的遭遇时有“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技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皇，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尽延致。一斛珠连万斛愁，关山漂泊腰支细，，错恣狂风扬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一节，而与《圆圆曲》写于同期的《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则有“归来女伴洗红装，枉将绝技矜平康，如此才足当侯王”之句，此外吴梅村后来为卞玉京写《过锦树林玉净道人墓诗》中也有“乌桕霜来映夕曛”及“翻笑行人怨落花，从前总被春风误”的描写，似乎可与《圆圆曲》互为印证，此有人以此判定陈圆圆在北上途中确曾与卞赛同行，而诗中的“女伴”指的就是卞赛。
我对这则传说的基本看法与陈寅恪先生相同，即认为卞赛并无与陈圆圆同被贵戚挟行之经历。不过，寅恪先生认为两诗中提到“女伴”可以相为参照，所指确系卞赛，只是“同行”指的不是崇祯十五年卞陈二人同行北上，而是顺治八年(即《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创作之时)卞赛在姑苏追忆十年前曾与陈圆圆的“浣纱同行”的往事，笔者则以为《圆圆曲》中的“女伴”是实指还是泛指姑且不论，《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的“女伴”却非指陈卞二人中的任何一位，理由见该诗原文：
玉京与我南中遇，家近大功坊底路小院青楼大道边，对门却是中山住。中山有女娇无双，清眸浩齿垂明铛。曾因内宴直歌舞，坐中瞥见涂鸦黄。问年十六尚未嫁，知音识曲弹清商。归来女伴洗红妆，枉将绝技矜平康，如此才足当侯王！万事仓皇在南渡，大家几日能枝梧？诏书忽下选蛾眉，细马轻车不知数。
诗中的“中山女”，是住在卞赛对门的明朝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后裔，诗的后文，是写徐氏女先被南明小朝廷征选，后又落入清军手中的悲惨经历，她的遭遇系卞赛亲见亲闻，通过琴声倾诉出来，再由吴梅村写入诗中。因此，联系上下文，“归来女伴洗红妆，枉将绝技矜平康，如此才足当侯王”写的应当是徐氏女，而不是陈圆圆，这个“女伴”指的也是徐氏女的女伴，而不是卞赛。
此外，我们知道柳如是也曾被田国舅选中，她后来得以脱身，是靠了钱谦益的相助，但卞赛倘若真曾与陈圆圆“同行”，后来又是如何脱身“归来”的？史料中也完全无迹可寻。
综上所述，单凭《圆圆曲》和《听女道士弹琴歌》中的相似描写就认为卞赛曾与陈圆圆一起为田国舅选中“同行”，实在太过牵强，窃以为此说不甚可信。至于相似的原因，当与两首诗的创作时间相近，而且创作初衷与主题都源自一脉有关。
对于吴梅村的佯装不解风情，另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明廷严禁朝官在自辖的地方纳民妇为妾，而吴梅村又恰是是南国子监司业，官署正在南京，故而不敢犯禁。这一解释看似有理，却仍不能令人信服：首先，卞赛对吴梅村只是许身，并不是马上就要过门，而后者也不太可能一辈子都不换一次任地，所以“禁令”并不是根本的障碍。其次，吴梅村虽于崇祯十二年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但次年即升中允、谕德，在名份上已经是太子属官。第三，如果真是利害相关，身不由己，大可对卞赛坦言，国家律令，光明正大，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苦衷，何须装傻充愣呢？
当然，认真说起来，能让吴梅村顾忌的事总归是有的。比如，吴梅村家中已有妻室，而且当年是崇祯皇帝亲旨特准他返乡迎娶，故有“奉旨成亲”的说法，他与元配的婚姻既是皇帝点了头的，地位自然不同一般妻室，而卞赛毕竟是青楼出身，取她回家，即使不为朝廷明令所禁，也多少会伤及他的“官声”，甚至可能引起皇帝的不悦。
不过，这些情况该是吴梅村在向卞赛示好，与之谈情赋爱的时候就已经心知肚明了的，事到临头才打退场鼓，也只能说明他和冒辟疆是同一路人――谈情说爱起来甜言蜜语，谈婚论嫁起来推三阻四，说他假意，他真有情，说他真心，他又负不起责任。这种作风，与他在涉及名节大义时屡次的临事怯步与患得患失倒是如出一辙的。
有人说，卞赛因为遭到吴梅村矫情推诿而感心灰意懒，或是为了逃避爱情的困扰才入道的。我也曾经十分相信这种说法。但在对卞赛的生平了解稍多之后即产生了怀疑――因为卞赛在入道之后又嫁过人。即使她的出嫁仅仅是为寻求一个人生归宿，至少说明她并未“看破红尘”，否则她的归宿就该是道冠而不是人家――她真正的“持节守律”，正是始于第一次婚姻不如意之后，而非与吴梅村最后分手之时。因此这种说法，有些冤枉了吴梅村，也有些看低了卞赛。
卞赛的入道，是在1645年。这一年春夏之交，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覆灭。清廷随即在南京广征教坊歌女，所有身在乐籍的女子都在侯召之列，而艳名远播的卞赛，更随时面临着被征召的可能。
“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碧玉班中怕点留，乐营门外卢家泣。”假如卞赛也和寻常女子一样，遭逢遽变只知自怨自艾，听天由命的话，历史上可能就没有“卞玉京”这号人物的存在了。然而恰是在这天崩地裂的危难时刻，卞赛显示出了过人的胆识与沉着。她虽身在青楼，却不甘沦为欺侮杀戮同胞的异族的取乐工具，于是悄悄改换了一身道装，只带了少量钱物和一张最爱的古琴，避过清军的注意，来到了江边。
在那里，卞赛遇到一艘丹阳来的民船，就这样登山船只，顺江东下，从随波逐流的命运中机智地抽身出来。正是：“私更妆束出江边，恰遇丹阳下诸船。剪就黄J贪入道，携来绿绮诉婵娟”(《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黄J”是道服，“绿绮”是琴名，从那之后，卞赛惯着道装，自号“玉京道人”，这便是“卞玉京”的来历了！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卞玉京的入道，分明是被清军逼出来的――最初是为了化装出奔，穿着道装固然是为了掩人耳目，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掩人耳目，只须换上布衣荆钗即可，为何一定是道装呢？这一点，只要联系到“教坊也被传呼急”的背景，就不难理解了。卞玉京出奔的目的是为了避开清军的传召，那么，万一没能成功脱身，而被清军拦住的话，不难想见，她也会明白地表示，自己已经身入道门，不再是乐家女子，所以，恕不奉召！这一身道装，虽是为了应急才穿上的，其后却长久地不愿脱去，当中正包含了国破山河碎，宁做化外人，不为清朝民的决心。――《桃花扇》以史入戏，写卞玉京因感亡国之痛而断绝俗尘，入冠为道，虽然有艺术虚构的成份，却是符合她以女道士自居的初衷的。
所以说，把卞玉京的入道说成单纯是为了和吴梅村之间的儿女私情，实在是看低了卞玉京，也抹煞了她这一身道装里包裹着的高洁情操。这个弱质女子，为了抗拒清军的传召，竟以超乎寻常的勇气，于兵荒马乱之间毅然冒险出奔，她的胆识和气节，实在是身受明朝深恩，号称复社才俊，最终却屈身事敌的吴梅村所不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