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虽然有的篇章是否为屈原所作，还有疑议，但可以确定是屈原作品的还是占多数。如《离骚》，就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描写楚国的特殊名物。
屈原作品富于忠君爱国思想，斥责小人祸国，怨恨君主昏庸，具有振兴楚国的抱负，热切追求理想，甘愿以身殉国。屈原作品表现出个人品格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执着理想，独善其身，坚贞不屈，态度毫不妥协。
《离骚》
参见：离骚
《离骚》诉说屈原的政治理想，批评群小的诽谤打击与楚王的妄信谗言，理想虽遭破坏，但自己决不妥协。《离骚》设想上天下地，上叩帝阍，但天门不开，屈原陈志无路，于是有去国远逝之想，又望见自己的故乡，最后决定以身殉国。
《离骚》是屈原在流放中的代表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诗篇。全篇三百七十三行，共二千四百九十个字，屈原将他的思想、感情、想像、人格融合为一，通过绮丽绚烂的文采和高度的艺术手法，倾吐自己的历史、远大的政治理想，表达对于昏庸王室和腐败贵族的愤恨，也表达了不与权贵妥协的意志，流露爱国家爱人民的深厚感情。《离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后半篇表现得更加浓烈。它采用了“比兴”手法，以生动的比喻，营造出一种幽远的意境。诗人还大量利用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的图画。《离骚》文采绚烂，结构宏伟，形式多变，把叙事、抒怀和幻想交织在一起，对后世文学的艺术技巧启发甚多。
《九章》
即《怀沙》，《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橘颂》和《悲回风》。其中《惜往日》一篇，宋魏了翁、清曾国藩和吴汝纶等都怀疑不是屈原所作。
《哀郢》
《哀郢》倾诉他对国都沦陷和国家前途的无限哀伤，对人民的颠沛流离则寄予深厚的同情，并指出国破家亡的原因。本篇作于秦将白起破郢，楚王迁陈之年，叙述他春天离开郢都，经过夏首洞庭而至夏浦。路程日远，悲痛日深。篇中有百姓震愆，人民离散，大夏为丘，东门荒芜的话，确实有国破家亡之痛。篇中强烈地表示出他甘愿死于故乡，和伤悼乡土故国的深厚情感。因此在《哀郢》中所表现的感情，最为忧郁，最为哀苦。
《怀沙》
本篇是叙述屈原从西南的溆浦到东北的汨跃罗的作品，是屈原绝命前不久之作。表现情感极为沉痛。
《抽思》
写放逐异域，孤苦伶仃的情怀。屈原一面追念北上的君王，一面又怀恋南方的故都。因为心中积压国家乡愁和种种痛苦的感情，所以产生一股难以排遣的哀怨。
《思美人》
亦为思念怀王之作。作《抽思》时怀王未死，故有“惸独不群，无媒在侧”之叹；到了《思美人》，怀王可能已死，故有“媒绝路阻”之语。想抒发哀情，只好寄言于浮云，致辞于归鸟了。
《橘颂》
通过描写橘子的形态，以岁寒不凋的坚贞品格，来比拟自己秉承天赋美好的本质，坚守清高的立场，而不会随波逐流。
《天问》
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事，提出一百多个问题。屈原放逐以后，忧郁旁徨，精神上起了剧烈的动摇，旧信仰完全崩溃，对于自然界现象，古代的历史政绩，宗教信仰，以及自己的人生观，都起了怀疑，因而发出种种问题。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苦极呼天、人穷反本的意思。在篇中，屈原提出了百多个关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事的问题。在古史和神话学的研究上极有价值。
本篇无论内容形式与情调，都与屈原其他的作品不同。故顾颉刚等怀疑不是屈原的作品。
《九歌》
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它的原始材料，大部分是楚国民间的祭神歌曲，是南方各地流行的巫歌，再编成歌、乐、舞合一的祭祀鬼神的舞曲，极富浪漫色彩，是中国歌舞的雏形。内容包括《东皇太一》(尊贵的天神)、《云中君》(云神，一说为雷神)、《湘君》和《湘夫人》(爱神)、《大司命》和《少司命》(命神)、《东君》(日神)、《河伯》(河神)、《山鬼》、《国殇》、《礼魂》(歌剧的尾声)。
《山鬼》全篇是山间女神的独白，诉说自己思慕恋人之苦和对爱情的忠贞专注。《国殇》追悼为国牺牲的将士，写战争场面的惨烈，与战士的勇敢杀敌，悲壮成仁。
风格
屈原作品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与地方色彩，“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吸收神话传说素材，感情激越，热烈奔放，多写个人情志与想像，想像丰富，善用比兴与夸张手法。 语言运用上，屈原作品突破诗经格式，运用“兮”、“些”、“只”等虚助词，加强节奏感和音乐感，并常见双声叠韵、对仗与叠字。
弄臣之疑
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1944年9月在成都中国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声称屈原是楚王弄臣，当时在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
后来他又再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作家朱自清同意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神话与诗：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闻一多还进一步阐明了“断袖”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
地位与评价
司马光认为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奇节，因此《资治通鉴》里并没有记载屈原的事迹。
清道光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汤鹏：“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年廖平作《楚辞新解》认为“《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1918年廖平又作《五变记》称《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
年胡适在《读楚辞》中宣称︰“《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年4月8日陆侃如发表《屈原评传》，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说，又说：“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高丽文人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屈原不宜死论”以评价：“古有杀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杀身以成节者。若伯夷叔齐是已。比干当纣时。其恶不可不谏。谏而被其诛。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纣。犹有惭德。凡在义士。不可忍视。故孤竹二子。扣马而谏。谏而不见听。耻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节也。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只以显君之恶耳。夫谗说之蔽明。邪谄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国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为王宠遇。专任国政。宜乎见同列之妒嫉也。故为上官大夫所谮。见疏于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为恨者也。原于此时。宜度王之不寤。灭迹远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恶。渐久而稍灭也。原不然。复欲见容于襄王。反为令尹子兰所谗。放逐江潭。作湘之累囚。至是虽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泽畔。作为离骚。多有怨旷讥刺之辞。则是亦足以显君之恶。而乃复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为竞渡之曲。以慰其溺。贾谊作投水之文。以吊其冤。益使王之恶。大暴于万世矣。湘水有尽。此恶何灭。且纣之恶。久已浮于天下。虽比干不死。未免为独夫而取刺于万世矣。虎王举大义忘小嫌。卒王天下。功业施于万世矣。则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损也。况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纣之臣。谏伐其君而死。以成其节也。何与于虎王哉。若怀王则听谗疏贤而已。当时此事。无国无之。原若不死。则王之恶。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显其君之恶耳。予之此论。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贬其君之恶。庶以讽后之信谗斥贤耳。非固讥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呜戏。”
后世纪念
参见：端午节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在中国，人们会在端午节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
楚国人民十分想念屈原，民间流传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都和屈原有关。赛龙舟相传是为了打捞屈原的尸体，或以鼓声吓走吃屈原遗体的鱼。（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另说则是纪念伍子胥）不过仍然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热爱，也说明了屈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续齐谐记》载据说屈原死后，人们投祭屈原的食品，都被蛟龙抢走了，而蛟龙却忌惮楝树叶和五色丝线，所以人们就把米包成粽子来祭祀屈原。另说则是纪念伍子胥。
这些传说都不可靠，据闻一多《端午考》考证在屈原投江之前，吴越一带已有端午节存在，但从屈原2200多年前逝世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流所公认的一直是端午节祭祀屈原。
由于屈原忠君爱国，却不得不自杀于江边，后人将其奉为诸“水仙王”之一，认为屈原在天之灵可以保佑渔民、船员及水上贸易商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