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王命魏章率领公子疾、甘茂在丹阳（今河南西峡以西、丹水以北地区）大败楚军，占领了汉中，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蜀的威胁。这样，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大片，秦国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
义渠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是当时秦国在西北部最强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义渠占有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中北部和宁夏等地。义渠凭借骑兵特有的机动性对秦国的边境进行劫掠，甚至曾经侵入到秦国的洛河流域。正是义渠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性，才使公孙衍能够说动秦惠王暂停攻魏而转为攻义渠。秦国对付义渠这些游牧民族的办法主要是烧荒，很有效果。游牧民族不敢靠近牧草被烧光的秦国边境，以避免大批马牛羊被饿死。秦惠王七年，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趁其自相残杀，平定了义渠。义渠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削弱。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国在义渠设县，义渠称臣。秦惠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5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国在西北地区占有了大片的优良牧场。
在张仪以前，秦国没有设过单独的相，只有将相和一的大良造。大良造主管军、政、民，权力很大，是对君权的一个巨大威胁。尤其是在商鞅担任大良造后，更是重权在握。秦惠王即位后，就开始对大良造进行分权。秦惠王十年（公元前328年），秦国开始设立相邦，张仪为秦第一任相邦。这样，就把大良造原来的相权剥离出来，使大良造成了最高军职的专称。由于秦惠王勤于政事，亲自主持秦国的大局，剥夺了许多宰相的权力，秦国的相邦一职实际上只相当于外相，约等于今天的美国国务卿。
秦惠王用了大量的外籍能臣，其中以魏国人为最多。魏国是一个盛产外交家和军事家的国家，张仪、公孙衍、魏章、司马错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由于秦惠王上任后首要任务是打通秦国通往中原的道路，对手就是魏国。于是秦惠王重用知己知彼的公孙衍和张仪，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秦惠王在公孙衍和张仪之间有意的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这两个魏国人成了死敌，从秦国国内一直打到了国际舞台上。
魏章就是当初商鞅诈取的公子魏昂。魏章在魏时就已经是名满华夏的名将。商鞅知道，如果凭战场上的真功夫，秦军肯定不是魏章的对手。要想战胜魏章，只能靠诈取。魏章被俘后，得到了秦孝公的热情接见。当时秦国由商鞅独掌朝政，朝中能人不多。孝公有意留魏章在秦，魏章在听说家人由于自己丧师辱国而被法办后，也就留在了秦国。秦惠王对魏章是十分器重的，在攻楚战争中，公子疾和甘茂两位秦国的重臣被作为魏章的助手使用，足可以看出魏章在秦惠王心里的位置。而魏章也不负秦惠王的厚望，连败齐楚名将，夺取了战略要地汉中。
司马错更是历经惠王、武王、昭王的三朝元老，在伐蜀、楚、魏、韩的战争中立有大功。
楚人甘茂、异母弟公子疾也是秦惠王的重臣，在武王朝还当上了左右相。
惠王朝的大批能臣造就了惠王朝的辉煌，也反映了秦惠王的识人驭人的本领。秦惠王即位后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秦国的法治建设已基本成功，倒是独掌大权的商鞅的存在成了秦国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胁。秦国的法治建设是靠强力完成的，也就是商鞅所说的霸术。在法治建设完成后，秦国有两个人是双重性质的，秦惠王和商鞅。他们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既是法治的最强维护者，也是法治的最大危害者，而君主制下的法的象征只能是一个人。商鞅的悲剧根源就在这里。就算秦孝公没有暗示，秦惠王也要除掉商鞅。象商鞅这种人，秦国不用，也必然是不会让别国来用的。秦惠王在除掉商鞅后，以商鞅造＊＊查无实证，公子虔和公孙贾纯属陷害为由，顺手除掉了二人及其他们的大量党羽。秦孝公没有完成的收尾工作，由秦惠王出色地完成了。
秦惠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派出两路大军分别进攻齐国本土和在燕国的齐军，以支持自己的女儿易王后和外孙燕昭王。在两路大军获胜后，秦惠王派自己喜爱的儿子公子稷入燕为质。秦惠王十岁就有了女儿易王后，儿女众多。
公元前311年，秦国的第一位王秦惠王去世了，在位二十七年。太子荡即位，荡就是秦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