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主将
1927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奉系张学良部在河南将吴佩孚的势力击溃,冯玉祥部由西安向潼关以外活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由湖北向河南推进,张学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对奉张虚与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成为必要的了。有鉴于此,徐永昌力主当机立断,向奉军出击。9月29日,阎锡山发表讨奉通电,晋军(称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杨爱源部三师出获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径出平山,合为一路,向北攻击。 讨奉军事起初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占领宣化;右路的国民第三军与晋军联合部队在扫除滹沱河敌方前进阵地后,分别进至行唐和东长寿之线,再经过一次突破攻击,占领望都、定州。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津浦两线也发起进攻,奉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晋军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优势变为劣势,不得不全线后撤。这时阎锡山尚在东长寿前线指挥。
正当晋军开始全线后撤之际,徐永昌因见杨效欧师后部正向西行,说是向曲阳龙泉关去,又知杨爱源、周玳、杨效欧等其时业已西去,急令参谋追截。阎锡山感佩徐永昌的军事才能,特电约徐永昌到井陉晤,委之以东路指挥大权,第三军仍以客军待遇。徐永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正式接受三晋军符,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于下野四个月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北伐军序列,准备继续北伐。晋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改称第三集团军右翼军,徐永昌续任该部指挥,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团军逐渐北上在形势下,三集团军发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军首先突破奉军防线(二三月间奉军发起的进攻持续了几个回合,不能动摇晋军阵地,双方便呈对峙状态),一击之下,敌即退过滹沱河,再次进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正当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国民第三军的名义布告安民之际,突然接到孙岳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同时接阎锡山命令,驻守保定。随即,阎锡山北上亦到达保定。
1927年底,孙岳从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脱离第三军(此前一直随军行动,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阳)。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线曾收到孙岳的亲笔信,说:"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对第三军的出路预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孙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后,决定正式加入晋系。在徐永昌的主动要求下,北伐胜利后,所部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
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蒋介石将黄河以北事交张学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径回太原,11月,阎锡山在蒋介石中央的逼迫下,准备出走暂避。阎锡山离晋前的两三天,特召集晋军所有军长以上的主官会议,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治安。
还在中原大战初败,徐永昌从前线撤回之时,汪精卫、陈公博、谢持等都在太原,冯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阳之峪道河。不久中央军入陕,陕甘诸马全变,杨虎城进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准备渡河来晋。山西方面有人以客军入境易生事端为由,主张阻其入境。徐永昌则说"绝不可;非但不可阻挠,并且要妥为接济。因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阎锡山出走大连,受命主持晋绥两省的徐永昌面临着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是乘机延揽旧部另立门户的考验。
阎锡山走后不几天,徐永昌即应张学良电邀,与商震赴天津,协商晋军整编事宜。在他的力争下,最后确定的晋军序列是:步兵四个军,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基本部队由原来的军改为师而组成--商震第三十二军由冯鹏翥、杨效欧两军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军由李服膺、杨澄源两军组成,杨爱源第三十四军由杨耀芳、王靖国两军组成,傅作义第三十四军由李生达军及傅自兼之军组成。另: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下辖三旅。骑兵四个旅,司令赵承绶。炮兵十团,司令周玳。其余原有番号的关福安、丰玉玺、张会诏、秦绍观等部均并入上述四军一独立师之内。如此一来,事实上,晋军原来的一军若干团变成了一师若干团,缩编仅是换换关防而已。
与军队的整编相比,经济问题更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后,约三、四个月期间,维持晋绥局面非常困难,尤其是经济。其先固然是兵多钱少,其后是队伍不整编好,张学良不发饷,而入晋的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等部粮秣杂费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队伍、番号虽缩小,而饷额并未大减,该支付的除军粮外,尚需一些副食及杂费等等,粮是实发,饷则因晋钞跌价,无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财政整理处留存的三、四百万元,一直维持到队伍整编好,发饷为止,度过了最困苦的阶段。
这时,中原大战虽早已结束,但影响却并未根除,山西驻下了如许军队,华北人心不安,社会上遂流传两种谣言:其一,宋哲元联合中央,将不利于山西;其二,石友三联合华北将领要驱逐奉张出关。徐永昌身卧病榻,心中却日益不安。权倾一时的张学良亦颇感焦虑。于是,由李石曾出面联络,徐张在北平李石曾寓所晤,共同协商合作之计。张学良首先表示与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对眼前复杂的局势,只有与张学良合作,才不至再生大乱。在与张学良就奉晋合作安定北方达成共识后,徐永昌差其秘书长王均一赴大连专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表示赞成,并说:"此时我们总要有一朋友,犹之古代所谓与国,在北方互为犄角,才可安定。"不料,时隔不久冯玉祥函告徐永昌,说他与阎锡山及两广均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与此同时,阎锡山与陈济棠(时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也先后致信徐永昌,表达同样的意思。对于冯、陈他未予理会,阎锡山处则再派王均一转达前述之意见,并强调:"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
阎锡山倾向于与冯陈的约定,1931年春夏之间,一连几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坚持说,"不可这样反复。"最后,有张煦南衔阎锡山之命见到徐永昌后,千言万语,归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将奉张打出关去。徐永昌反驳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但我们还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战时)之势力,少了孙仿鲁(连仲)、张维玺,加上韩复榘,即是说一旦张汉卿退走,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轩、孙殿英、庞更陈、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如谓尚有粤桂与孙仿鲁等,其实十九年原有张(发奎)、桂(李宗仁)军及孙仿鲁,今仅添一陈伯南(因为孙仿鲁与韩复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埋怨,纵与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事端,而张则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彼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这是阎锡山此后打消了助石之念的缘故。
也在1931年春夏之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处、撤换县长、并秘密与南京接洽,激起晋绥将领的一致反对。7月20日,石友三于河北顺德(邢台)起兵反奉,华北将领无人附和。随即,商震军队离晋助张(学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间的8月5日,阎锡山以探父疾为名由大连飞回山西大同。次日,径返五台河边村。阎锡山归来事先并未通报,晋绥干部在感觉突然之余,自是兴奋不已,全国上下则反响强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担忧,张学良尤为不安,力主阎锡山离晋,蒋介石政府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也明确表示,阎锡山非离开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为阎锡山担保,阎锡山回晋后不几日,张学良即电约徐永昌赴北平会议。8月24日,徐永昌抵平。
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因丢失东北而成为众矢之的,自顾不暇,阎锡山的去留问题遂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后,徐永昌即进一步为阎锡山之复出而努力。这回问题的症结在蒋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着眼点放在了南京方面,仍然通过魏道明、郑毓秀的关系,打通关节。
1931年10月3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27日,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终于重掌晋绥军政。徐永昌的省政,于阎锡山复出后大多延续进行,其省政总体设计的构思,更进一步演变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进行了确有成效的实施。
人物纪念
阎锡山送的挽联上写着:"事人忠而律己严,率部次桐封,旧帅盖棺方易帜;造诣深则所见远,扬威在国际,大猷登舰受降书。"
徐永昌上将褒扬令:"总统府资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器识弘远,志虑忠纯,早裕戎韬,为国宣力。历任师长、军长、总指挥暨绥远、河北、山西等省政府主席,治军敷政,迭著勋劳,而于抗战期间,膺任军令部部长,运筹帷幄,动协机宜,不伐不矜,厥功尤伟,赤氛既作,亟赴时艰,戡乱建邦,方资匡赞,遽闻捐馆,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恤,用示政府笃念勋荩之至意。此令。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院长陈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