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汉奸爱上别人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张爱玲虽对政治不敏感，但此刻，她知道，这个国，这一次是真真连到她的家了。汉乐府中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的句子。而张爱玲此刻是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两句诗的含义。胡兰成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果是姓张，只是不叫张牵或是张招，住在诸暨斯家。
斯家的儿子斯颂德是胡兰成的高中同窗，胡兰成年轻的时候就曾在斯家客居一年。斯家的男主人已逝，是斯家主母维持生计。斯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曾经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在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未到温州，他们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到了温州。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六、送胡兰成30万元“分手费”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还有她的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着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
四十七年之后，著名台湾作家三毛根据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写出了《滚滚红尘》，由林青霞、秦汉、张曼玉主演拍成了电影，并由罗大佑为电影编写了歌曲，同时这部电影也成了三毛编剧的最后遗作。
张爱玲与色戒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如果不是李安用它拍了一部电影，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注意。这个短篇写于1950年，30年以后才发表，收录在她的一个集子《惘然集》中。张爱玲1955年去了美国的纽约，因此，写作《色·戒》的时候，张爱玲还在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汪伪政权效劳的愤青胡兰成被定为汉奸。胡兰成有一段时间躲在温州乡下，张爱玲还从上海跑去温州看过他。后来胡兰成逃到了日本，娶了一个当时很出名的女人，名叫佘爱珍。
佘爱珍原先的丈夫名叫吴四宝，抗战之前就是上海滩的一个流氓。抗战开始后，杜月笙之类的黑社会大头目离开了上海，吴四宝在上海顿时威风八面，并且还加入了汪伪特工组织，简称“76号”，成为汪伪特工在上海的主要打手。吴四宝的上司，就是《色－戒》中“易先生”的原型，“76号”负责人丁默村。佘爱珍在吴四宝没死的时候，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汉奸女特工，“76号”很多女犯人，都由佘爱珍亲自刑讯。即使后来到了日本，佘爱珍还是恶性不改，多次贩毒。
50年代初，胡兰成和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都逃到了日本，并且结了婚。由此我们看到，胡兰成的汉奸面目是非常准确、清晰的。70年代，胡兰成企图借助张爱玲的光环，回到台湾发展，结果被余光中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痛骂人品恶劣。胡兰成自知无脸见人，才悻悻地离开台湾，回到日本。胡兰成的书在台湾也成为禁书。
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故事，十几年前，香港导演严浩拍摄了电影《滚滚红尘》，由台湾女作家三毛编剧，秦汉、林青霞、张曼玉主演，主题歌由罗大佑作曲，三毛作词，陈淑桦演唱，阵容可谓非常强大。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就有人指出是在为汉奸涂脂抹粉。其实，社会关注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题材，并出现软化汉奸形象的倾向，有一定的具体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出于对蒋氏政权统治台湾期间，文艺高压政策的反弹。那时候，张爱玲名气很大，很多人知道她与胡兰成事情的传闻，但是张爱玲自己又不写。拿这件事情到处张扬的胡兰成，他的作品又在台湾被禁。因此，一旦开禁之后，胡兰成的书风靡一时，张胡的爱情也开始被人津津乐道。第二个原因是张爱玲本人对这件事情长期模糊不清的态度。李安处理这个题材，更主要是受到张爱玲本人态度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于胡兰成的态度，长期暧昧晦暗，她甚至为此停笔一年。但是，1949年以后，留在上海的张爱玲，必须严肃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当时上海文艺界的负责人是夏衍，后来到北京当了文化部领导，长期在上海的柯灵与张爱玲关系也比较密切。上海的这些文艺界新领导人都很器重“才女”张爱玲，希望她能为新中国多写文艺作品。张爱玲也确实写了。
除了几个不太出名的电影剧本外，《小艾》、《十八春》是张爱玲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张爱玲歌颂了新社会的政治清明，社会光明，甚至还使用了“ 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术语。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八春》，是张爱玲后来大大删改过的。张爱玲离开上海后，突然180度大转弯，改变了她对新中国的态度，原先的歌颂，转眼之间变成了批判。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1950年张爱玲在上海写作《色·戒》的动机。我认为，她最初的动机是为了迎合政治形势，对自己当年的那段历史作一个清理。写丁默村与郑苹如的故事，并非为了一个英雄传奇，而是为了她自己。写这个故事是她不得不用一种婉转的方式，对自己的特殊历史问题作一个表态。然而，胡兰成毕竟是张爱玲曾经刻骨铭心的男人，当她触及这个问题时，政治便退居其次，感情上升到表面。而且，对于新中国在上海的文艺领导人来说，肯定不喜欢张爱玲写这个题材。因为，不管张爱玲写成什么样，结果都是在写国民党。
张爱玲离开上海的全部原因并不清楚，写作政治表态作品《色·戒》可能是原因之一。张爱玲想用这个故事来表态，但是领导不喜欢。张爱玲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委屈自己，加上其他原因，她离开了上海。她最终也没有去台湾，也许她认为，到了台湾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她孤身一人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