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军费
到了1949年秋天，国民党在大陆基本上大势已去，但是台北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还是继续往各地区输送，作为蒋介石信任的一名国民党将领，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向他效忠的政权做最后的挽救努力。
父亲是11月17日从台北飞到重庆的，当时的重庆已是一片乱象，国民党内部也是各自为自己打算盘。11月26日，父亲向他的老同事、时任重庆空军第五司令晏玉琮请求派飞机送一批同仁眷属到台湾，晏玉琮要求“借现洋1万元”作为交换条件。父亲也只好答应。在解放军攻入重庆前，晏玉琮下令将停在机场上的4架驱逐机和6架高级教练机一并炸毁，这让蒋介石痛心不已。晏玉琮到了台湾后即转任副职，在空军的前途就此终止。
11月28日，解放军已攻占重庆南部的綦江，15兵团司令罗广文只身逃脱到重庆。当天下午，蒋介石在蒋经国、俞济时陪同下乘车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挤，交通混乱，宪兵、警察已经无法维持秩序。第二天，情势对国民党更加不利，重庆除西北面外已完全被解放军包围，市民们都争相出城逃避。当天董德成等人奉命从重庆往成都撤，他后来向我回忆，当他们出城时，正好遇到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乘坐几辆黑色轿车，视察警备司令部，但是出城的人潮汹涌，无奈之下，蒋经国和“总裁办公室秘书室主任”黄少谷只好下车亲自指挥交通开进。
当天晚上22点，蒋介石下榻的林园后面枪声大作，周围又不断传来各兵工厂的爆炸声，在蒋经国的劝说下，蒋介石决定赴机场宿营。这时，公路上撤退的汽车已挤成一片，混乱不堪，蒋介石的座车在途中被阻塞了3次，无法前进。蒋经国在日记里回忆，蒋介石只好下车步行，然后再改乘吉普车，午夜时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这天晚上是在蒋介石的“中美号”专机上住的。
当时为蒋介石开专机的飞行员衣复恩回忆：“……当蒋介石、蒋经国、顾祝同、俞济时、陈良、吴嵩庆等一行，赶到白市驿机场时，已是11月29日午夜时分。蒋介石一言不发登上飞机，进了舱房，即行就寝。”蒋介石的专机在第二天早上6点才起飞，此时，解放军已在机场前方20里。
但是，衣复恩的回忆有一个小错误——登上专机的人群中并没有我的父亲。
11月29日一早，父亲和“国防部”次长陈良一起，亲自押运60万银元到成都。头天晚上，为了监督清点这60万银元他一夜未睡。60万银元约16吨，还有财务署自己存的黄金银元，大概需要8辆大卡车。在炮火连天之际，乱兵难民阻塞的路上，押运这些银元车，无疑是件有很大风险的事情。
到了29日下午，他和陈良接到提前去机场集合的命令，陈良当即离开车队赴机场，父亲坚持留下来等候杨森来取银元。30日凌晨1点，运银元的车起程，“在最后两小时中，炮声不绝，令人脸无人色”。当蒋介石的飞机起飞时，父亲正走到距离机场不远的公路上，他要亲自押运这些车到成都。
父亲走的是重庆—壁山—铜梁—遂宁去成都，这个路线靠近前线，比较危险，他之所以这样走，还是为了给在前线的国民党士兵发饷。没想到，这一番“忠诚”却换来了一个羞辱。到了铜梁以后，后面的运款车队还没到，父亲先去见杨森和罗广文，报告此次送款情形，但“杨甚傲，即言快缴（银元）而已”。
运银车开得比较慢，一直没等到，父亲于是派人去寻找。20点，父亲遇到了杨森，向他报告找车经过，但杨森只是声色俱厉地催促他赶紧交出银元，父亲不满，转身要走，没想到杨森开始大声叫骂，不仅扇了他一耳光，并大喝要枪毙他。杨森身边的卫士掏出枪对准父亲，这时幸亏旁边的人把我父亲拉走。杨森还是不甘心，又派士兵看守，一直到找到银车缴清了银元，父亲才被解除看管。
父亲认为此事是他平生的奇耻大辱，后来绝少提及。其实以他的署长身份，本可以不必要亲自押送银元，更不必把银元直接送到杨森那里。杨森之所以大动肝火，我猜测，除了军阀本色外，很可能认为在这兵荒马乱之即，还有人上门送军饷，一定来意不会那么单纯，是代蒋介石来“查哨”的。除了骄横的军阀杨森外，部分银元也发给15兵团司令罗广文。但罗广文不久就宣布起义。
蒋介石与蒋经国等人飞到成都后，久久不见父亲归队，都以为他已经被俘虏或遭遇什么不测。直到5天后，父亲与他押运银元的车队，一起抵达成都。蒋介石知道杨森的举动后大怒，他在日记里称这位一生有12位妻妾的四川军阀“跋扈鲁莽”，到了台湾后再也不用杨森。
12月6日，财务署还从台北空运5万两黄金到成都，补给退败入川的胡宗南部队。父亲曾经的一位下属赵抡元回忆，因为这些黄金大多是500两一块的大金砖，所以他们紧急送到造币厂，连夜赶工将大金砖切成一两一块的规格，作为胡宗南部队急待的军饷。
12月7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成都等候刘文辉、邓锡侯来开会，等了一下午不见人影，到了晚上才知道刘、邓两人已与中共代表联系好，准备起义。这一天也是父亲在大陆的最后一天，登机时，因为人太多，只得将行李抛弃，他留在成都的5万两黄金，以后也没人提起过，也不知道都落到何人手里。
1949年12月10日14点，蒋介石乘专机从成都飞到台湾，从此再也没有踏足大陆。这一天，卢汉在云南通电拥共。此时国民党政府已几乎完全被逐出大陆，但当时海南岛及舟山群岛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财务署还向海南岛等地运送金银，大概是期望这部队还能坚持一阵子。到了12月14日，父亲在日记上写“空军认为（运款）赴滇都不可能”，国民党在大陆的军费支出，就此永远画上句号。
我的父亲
时隔60余年再来看黄金运台的那些秘密档案时，一个问题也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蒋介石为什么对父亲如此信任？
父亲是浙江宁波镇海人，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这一天是地藏王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我的祖父吴吉三，受维新思想影响，在家乡兴办教育。为了解决办学经费，祖父曾将祖产的一艘丰泰帆船出让，所得6000金作为学校经费。
在家乡镇海完成初级教育后，16岁时父亲进入宁波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3年后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1925年，父亲从沪江大学商科毕业。
1926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上海，在别人介绍下，父亲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次年6月又加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但北伐军到了保定以后，指挥部取消。在蔡元培资助下，父亲到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就学。
1931年夏天，获硕士学位的父亲回国，不久，经留法同学汪日章推荐，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要室做机要科长，开始了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生涯。他的踏实肯干很快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不久就晋升中校密电股长，掌管蒋介石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此后，父亲职位几经变化，他在国民党的空军也工作了整整10年，由此也与宋美龄熟悉并建立了良好关系。我想，蒋氏夫妇能同时信任我父亲，除了父亲勤勉谨慎的个性外，也与他是基督徒又是蒋介石的宁波老乡有关。此外，父亲的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所以虽然古板木讷，但对于蒋氏夫妇来说，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是一位“能吏”。
我是1939年在成都出生的，从我有记忆起，家里生活就很拮据。由于营养不良，当时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被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父亲当时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5岁时，我们搬到重庆，全家6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父亲平时工作很忙，我们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母亲一手打理的。虽然父亲当时主管全国军粮分配，但我们家里，每餐也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几乎没有什么下饭的菜。因为卫生条件不好，我生了疥疮，全身溃烂，都是母亲与姐姐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现在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也算幸运了。
1943年7月，父亲奉命去国民党的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到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的赏识，结业后调任少将粮秣司长，从此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剧变。
1945年，父亲被湖北省主席王东原请去当财政厅长，在他3年的任期内，我们家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我还记得在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几个小孩子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每年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
1949年5月16日，到上海安排第四批黄金运台的父亲，送一份文件到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公馆。周至柔是父亲的多年老友，他随口问我父亲：“你的家眷呢？”父亲告诉他还在上海。周至柔说：“赶快走，川沙今早已经‘陷落’了！”川沙在上海东南面海边，表示上海的国民党军队除了海、空路以外，陆路已完全断绝了。
父亲在中午时分赶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不到两小时就收拾好简单行李，坐吉普车去江湾军用机场。我记得那天天有点阴，一路上都是此起彼伏的炮声。我们所搭载的是C-47型飞机，飞机过道靠机门边上，都是小木箱，里面装的是炮弹，除了我们这一家人，就是一批炮弹。以父亲当时总管军费、掌握实权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属“早离危地”，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别人去提醒，有点不可思议。而我的3位哥哥，就此留在了大陆。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长，虽然职位再也没有往上升过，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做自己的事情。曾经的同僚一个个都飞黄腾达，他在日记里从无半句怨言。
粗略地算起来，父亲当年经手的“军费”黄金市价在2亿美元以上，但这个“肥差”却丝毫没有让我们家受益。1957年，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我的分数距离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只差1分，那时也可以选择去刚成立的一家私立医学院就读，但我们家根本负担不起5000元台币、也就是125美元左右的学费，最终我只好到台大读了并不喜欢的牙科。
1964年，65岁的父亲一次性领了新台币10万元——时值2500美元的退休金，就此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养老福利绝缘。也就在那一年，我赴美留学，父亲向蒋经国负责的“国安局”借了约1500美元做旅费和生活费。来美不到一年，母亲写信说已经来讨债了，父亲很感慨地对母亲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被人讨债！”幸而当时我在大学有每月200美元的奖学金，省吃俭用，还了此款。
1949年以后，奶奶、姑姑还有我的3个哥哥，都留在大陆，但父亲从来不表露自己的内心情感，他的日记还是以记录每天的工作为主，几乎没有涉及他个人情感的内容。
1973年左右，我回台北探亲，有一天我和父亲在外面散步，父亲突然有些神秘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原来是留在大陆20多年无音讯的大哥的亲笔信。那时候政府官员与大陆亲友私下通讯是犯台湾当局大忌的。父亲告诉我，前些时候他在东南亚旅行时，香港一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跟他联络，说是周恩来总理“向他致意，并希望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尽份力”。其实，周恩来在1924年8月已由法返中国，父亲是1928年以后才去的，两人并未在法国相遇或认识过。父亲告诉这位老同学，如果周恩来真有诚意，可否让他大陆的3个儿子来香港见见面，而父亲也把在泰国的行程临时缩短，提前赶到香港。见到了老朋友时，才知道我的3个哥哥来不及办手续，无法赶得上来港会面，但他带来了我大哥的亲笔信。大哥在信中说他在大陆生活很好，两位弟弟也很不错，总之，都平安无事。
父亲告诉我，他已向蒋经国先生报告过此事，当时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只是摇头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我把大哥的信带返美国，从那时就开始不断通信，知道大陆兄弟的情况，让父母亲安心不少。
1991年，离开大陆40多年的父亲决定回宁波镇海老家看一看。祖父在家乡办的延陵小学还在，父亲还去捐了钱，与他的两个妹妹也见了面，这一次旅程非常圆满。从上海飞到香港的当晚，父亲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一切都好，让我放心。没想到，从香港飞回台北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感觉不好，发现手一直在抖。在医院吃完晚餐、去做CT的过程中，人就过去了。这距离他从老家回来还不到24小时。我想父亲也是心愿已满、无疾而终吧。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担任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的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以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任董事长的收入，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也就8万多美元，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财产，也是母亲赖以维持余生的钱，后来省吃俭用10年，到百岁高龄。这点积蓄，而其他无任何房产，这也许超乎很多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