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至唐代
西汉儒生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不以祖制黄老之术治国，改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举孝廉”往往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而考试不是必须的。
东汉士大夫，部分源自服膺儒学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河内司马氏。这些士大夫阶层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符合孝友、礼法等道德标准，特别着重孝道，到西晋，与司马氏一起组成晋朝的统治集团。
魏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
宋代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意义的士大夫，是在武则天大开科举以后，逐步形成的文化群体。到了宋代，科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如此，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称“士）这一群体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
宋初诸帝提倡文学，广开科举，读书风气大开，士人纷纷应举，经科举起家而得官职，成为士大夫。北宋士族尽是新兴，绝少源自唐代大族。从晚唐到北宋，名族贵胄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为官，则由9.3%增至58.4%。宋代士大夫占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权，乃至间接控制商业。
士大夫科举中进士，社会地位即大为提升，较大族或豪族为高，享有法律特权，衣冠与庶民不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士大夫享有免除劳役及其他特权，亲属众多，并掌握农村财富。取得官位的家庭，成为“官户”，与民户不同，有时也称“形势户”，即地方上的有势力家族。
宋代士大夫是否地主阶层，学者有不同看法。陶晋生指出，经济方面，士大夫不一定与庶民有分别，很多士大夫是地主，但不都是，有些士大夫并不置产。Zurndorfer（宋汉理）则强调士大夫田产较多。家族财产愈多，中举机会也愈大。中举和保持官户地位，有赖教育，教育又有赖于田地，宗族拥有田产，收入固定，便可致力于教育。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产，成为家族后人的固定收入，为成功铺路。中举后，部分家族成员甚或会转而从商。
元明清
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消亡
士大夫阶层和“科举制度”相伴相生，科举制度的撤消，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失去政治制度保障。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不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更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改变。
后人评价
中国历史学者周非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来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政策之下，逐渐丧失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与宽广的视野；由春秋时代文武双全、讲究理念原则的“士”，蜕变成为了追求个人功名不择手段的“策士”；秦汉以后，再由“策士”蜕变为皇权服务的“谋士”；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后，“谋士”进一步蜕变为熟读圣贤文章、写好策论和八股文“进士”；元明以后，朝廷所办的科举以“四书五经”为主，“进士”的治国本领、道德修养、独立思考等，又进一步沉沦。周非详细审视先秦以来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然后断言：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其实是一部独立思考、学术研究、道德修养多方面的沉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