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世纪是欧洲在科学上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席卷英国及欧洲大陆，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在这100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改善，资产阶级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进行世界范围的殖民运动，这一切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人的自信。“欧洲中心”成为他们审视其他文化的基本态度。与欧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生机勃勃相比，清帝国已过了它的极盛期，开始走下坡路，在军事、经济等物质文明领域已明显地落后于欧洲列强。但大清帝国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士人、平民，多数人对于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现实处境懵然无知，还沉醉在中央帝国的虚幻优越感中。当两个世界发生冲突时，中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虚弱朽败便暴露无遗，失败的结局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此时，18世纪欧洲思想家心中的中国乌托邦被坚船利炮击得粉碎，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转变，“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腐朽的、道德败坏的民族；中国人绝对的邪恶、残酷，在各方面都已堕落。”这成了当时欧洲人的普遍看法。而且，欧洲思想家抛弃了中国实行“开明君主专制”的乌托邦，转而接受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甚至几千年来都没有变化的观念。实际上，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西方在科学和社会上的巨大进步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更为惊人的转变是，中国从原来文明灿烂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未开化”的蛮族。当时“未开化”（或“野蛮”）这个词成为形容中国的套话，如英国《笨拙》（Punch）杂志1858年4月10日刊登的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中，用“残酷”、“顽固”、“狡猾”、“胆小”、“流氓”、“混蛋”等贬义词丑化中国人，即使抛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景，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明显的蔑视和敌意，以及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海外领土的扩张而产生的自我优越感。
由于长年生活在欧洲，陈季同对此感受最为强烈，努力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在陈季同的著作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其中的愤懑情绪，每当提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时，陈季同都会义愤填膺，不厌其烦地加以反驳。这种愤懑情绪在《中国人自画像》、《巴黎人》、《吾国》、《中国的娱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以致于“愤懑—反驳”成为陈季同的一种写作方式和思维模式，贯串于这几部作品之中。破除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使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成为他写作的最初动机和主要目的。
陈季同利用一切机会试图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他的出发点是基于一个中国人对这些偏见的愤懑，但有时表现得矫枉过正，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意识。在《中国人自画像》的序言中，他写道：“如果受主题的影响，有时候我对祖国表示出我的偏爱，我要先向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请求原谅。”欧洲公众并没有责备陈的这种“名正言顺”的“偏爱”，他的著作大都能畅销，受到读者欢迎，《中国人的自画像》再版十几次，对于破除欧洲人的偏见起到很大作用。后人评价说：“在中法战后，黑旗军遗留在法国人的脑海中，一种极恐怖的印象，陈季同将军来调和此事。他的意思是在越南稻田中的凶暴海盗之外，还有茶香之间可爱的中国人。于是乎大家就满意”。
在努力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时，陈季同也在试图建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一个对西方人具有魅力的、完美的中国。他期望用这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来替代原来西方人对中国的“一种极恐怖的印象”。在陈的笔下，中国成了一个乌托邦，几乎没有痛苦、丑恶，有的只是美德和快乐，一切都令欧洲读者悠然神往。实际上，陈季同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中国的现实和传统混为一谈，把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中国描绘给欧洲读者。 比较是精神的习惯。
每一个人在思想的时候都离不开比较，否则就无法区分事物，也无法认识事物的特性。比较对陈季同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一生处于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经常会在精神上遇到两种文化的冲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双方加以对比，品评高下，决定取舍，久之，中西文化比较成了他的一种思维习惯和癖好。由于陈的著作致力于使欧洲人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这一遥远、陌生的东方古国，需要用西方人易于领会的西方的事物加以诠释，这时候只有比较才有说服力。陈季同在《中国的戏剧》中称自己所进行的是“比较风俗研究”，这种方法贯穿于他的西文著作之中。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耳目所及的表层问题，还是涉及两个民族、两种文明的深层次问题，“比较风俗研究”都促使陈季同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新的思考。由于陈的外交官身份和让西方人理解中国风俗的写作宗旨，他不可避免地经常站在“抑西扬中”的立场上发言。但我们也应承认，“比较风俗研究”方法的不断运用，使陈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在文章中已开始反思中国的社会问题，有时甚至会为中国的缺陷而自责，尽避这种时候还很少见。毕竟，比较使人清醒。毫无疑问，陈季同偏爱中国文明，他在比较“地球对立两级的”东西方文明时认为：“你们的较为狂热、激烈；我们的较为平静，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度相称”。他还是为自己属于一个古老国家而自豪的。而十几年在西方的生活，亲见西方文明的蓬勃活力，相形之下，中华帝国的气象则要沉闷许多，他对东西两种文明孰优孰劣很是困惑：“在许多事情上，我们两种文明是相反的：我们的想法和行动都不同于欧洲人。这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只有未来能做出裁决”。这种困惑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对中国现实状态的清醒，是一种摆脱了晚清普通士大夫虚骄自大情绪的危机意识。
陈季同这位晚清外交官在欧洲的经历，为中西文化关系史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西文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人。据笔者所知，在陈季同之前，欧洲还没有出版过中国人用西文写的书，陈季同是第一个出版西文著作并获轰动影响的中国人。他的多种法文著作将中国文化、文学直接传播给西方读者，很多内容是首次翻译、介绍到西方，因而陈季同在中学西传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而此前，这样的角色多是由西方人担当的。对于陈季同的关注，将拓展我们审视晚清乃至20世纪中西文化关系的传统目光，即在西学东渐或西化的大势中看到另一种反方向的运动——中学西传的潮流。这一反方向的运动并没有因为西风西雨的强力侵袭而减弱，相反却得到了加强。陈季同之后，辜鸿铭、林语堂等人的出现，就是这种加强的明证。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没有单纯的输出方和输入方，这一简单的道理却常常被我们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