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布衣、道士的身份避祸全身
随时随地牢记并显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来避害全身。
李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事的战乱时代；他所处的朝廷，是一个矛盾极为尖锐的朝廷。如何在这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是当时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权者都要遇到的问题。前文提到的曾排挤过李泌的杨国忠、李辅国；元载都曾权倾一时，后又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
李泌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首先是在为国出力的同时，又竭力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新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人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李泌坚决要以白衣人的身份为国效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皇帝身边的当权者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以避免卷进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
在进入权力中心之后，李泌则时刻以世外神仙自居，甚至不惜以荒诞的形式宣示于众。《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植，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有如此政治才能的李泌竟然荒诞到了这种地步，特别是当谎言揭穿后，李泌竟然能够泰然处之，毫无愧色，令人不可思议。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对李泌的为相，“时论不以为惬”(引日唐书·李泌传》)，“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有谋略”与“好谈神仙诡诞”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因为真正明智的人是不会陷于诡诞之谈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好谈神仙诡诞”正是李泌“有谋略”的一个表现，欧阳修、宋祁等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新唐书·李泌传》赞语)说李泌是假借神怪以自助，这当然有道理，古代有数不清的政治家以神鬼设教，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泌处处表现出神仙家的本色，让同僚们清楚，自己的根本兴趣不在于人间，而在于仙界，这样—来，与世俗人就会少几分摩擦，自己也就多几分安全。我们这样讲并非全是猜测，《邺侯外传》记载：“(李泌)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帏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李泌反复强调自己是“绝粒无家”的世外人，不争名夺利，或者说世俗名利对自己无用，这样讲无非是要包括皇帝在内的名利之人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竞争对手。以世外人的身份参与世内的政治活动，是李泌全身的策略。事实上也是如此，肃宗听了这番话以后，对他更加放心，并且不久就满足了李泌枕天子膝睡一觉的愿望。《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还记载，李泌早就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收复京师之后，李泌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坚决到南岳当道士去厂。
3以谦退处世
以谦退的态度处世，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老子》六十七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四十四章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李泌深知这一点。《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德宗要授予他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的头衔，而李泌坚决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学士”头衔。后来被授予“大学士”头衔的人也多引李泌为例，不敢称“大”。在金钱方面，李泌更是如此。动乱时期，朝廷赏赐百官的物品“皆三损二”，后来稍稍安定，“帝使还旧封。于是李晟、马燧、浑碱各食实封，悉让送泌，泌不纳”(《新唐书·李泌传》)。李泌能够在名利面前保持着一种谦让态度，这是他处世精明的又一表现。
有关李泌的谦退态度，时人也已看出，《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记载：“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可见，李泌的“退让”态度给当时的君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四、早慧的文学奇才
李泌家世代重视读书教育，据《邺侯家传》说，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聚书两万余卷，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如有求读者，可在别院阅读、供馔。这些图书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儿子李繁的时候。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泸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这里说的邺侯是指李繁，李繁当时为随州刺史。这首诗说明了当时李家的藏书天下闻名，甚至有人从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阅。同时也说明了一代文宗韩愈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开元十六年(728)，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而此时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学才能征服了与会的君臣。《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也难怪诗成后，“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新唐书·李泌传》)其后，重臣张九龄、严挺之等对他都非常器重。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十七岁时，李泌写了另外——首诗歌《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1——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说，李泌在十七岁时，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要么建功立业。而事实上，李泌的一生也确实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据《邺侯外传》说，此诗写成后，流传很广，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所以张九龄告诫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尔后为文，不复自言”。
据史书记载，李泌“尤工于诗”(《旧唐书·李泌传》)，所写诗文很多，如《复明堂》、《九鼎议》(一说二者为一篇)、《明心论》、《养和篇》、《建宁王挽歌词》、《八公诗》、《感遇诗》等等，《旧唐书·李泌传》说他“有文集二十卷”。
李泌与诗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著名诗人顾况就曾拜李泌为师：“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唐才子传·顾况》)
除文学创作外，李泌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他对《周易》、《老子》颇有研究，玄宗曾召他进宫进授《老子》，晚年又参修国史。以上我们所举的文章，有——些即属于学术著作。
综李泌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一生。虽然《旧唐书》对李泌评价不高，但《新唐书》已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当然，这段话在赞美的同时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旧《唐书》都是由儒生写的。如果作者能够跳出三教的藩篱，从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审视李泌，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李泌的一番苦心，那么他们对李泌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一些。
随时随地牢记并显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来避害全身。
李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事的战乱时代；他所处的朝廷，是一个矛盾极为尖锐的朝廷。如何在这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是当时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权者都要遇到的问题。前文提到的曾排挤过李泌的杨国忠、李辅国；元载都曾权倾一时，后又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
李泌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首先是在为国出力的同时，又竭力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新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人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李泌坚决要以白衣人的身份为国效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皇帝身边的当权者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以避免卷进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
在进入权力中心之后，李泌则时刻以世外神仙自居，甚至不惜以荒诞的形式宣示于众。《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植，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有如此政治才能的李泌竟然荒诞到了这种地步，特别是当谎言揭穿后，李泌竟然能够泰然处之，毫无愧色，令人不可思议。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对李泌的为相，“时论不以为惬”(引日唐书·李泌传》)，“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有谋略”与“好谈神仙诡诞”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因为真正明智的人是不会陷于诡诞之谈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好谈神仙诡诞”正是李泌“有谋略”的一个表现，欧阳修、宋祁等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新唐书·李泌传》赞语)说李泌是假借神怪以自助，这当然有道理，古代有数不清的政治家以神鬼设教，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泌处处表现出神仙家的本色，让同僚们清楚，自己的根本兴趣不在于人间，而在于仙界，这样—来，与世俗人就会少几分摩擦，自己也就多几分安全。我们这样讲并非全是猜测，《邺侯外传》记载：“(李泌)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帏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李泌反复强调自己是“绝粒无家”的世外人，不争名夺利，或者说世俗名利对自己无用，这样讲无非是要包括皇帝在内的名利之人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竞争对手。以世外人的身份参与世内的政治活动，是李泌全身的策略。事实上也是如此，肃宗听了这番话以后，对他更加放心，并且不久就满足了李泌枕天子膝睡一觉的愿望。《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还记载，李泌早就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收复京师之后，李泌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坚决到南岳当道士去厂。
3以谦退处世
以谦退的态度处世，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老子》六十七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四十四章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李泌深知这一点。《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德宗要授予他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的头衔，而李泌坚决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学士”头衔。后来被授予“大学士”头衔的人也多引李泌为例，不敢称“大”。在金钱方面，李泌更是如此。动乱时期，朝廷赏赐百官的物品“皆三损二”，后来稍稍安定，“帝使还旧封。于是李晟、马燧、浑碱各食实封，悉让送泌，泌不纳”(《新唐书·李泌传》)。李泌能够在名利面前保持着一种谦让态度，这是他处世精明的又一表现。
有关李泌的谦退态度，时人也已看出，《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记载：“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可见，李泌的“退让”态度给当时的君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四、早慧的文学奇才
李泌家世代重视读书教育，据《邺侯家传》说，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聚书两万余卷，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如有求读者，可在别院阅读、供馔。这些图书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儿子李繁的时候。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泸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这里说的邺侯是指李繁，李繁当时为随州刺史。这首诗说明了当时李家的藏书天下闻名，甚至有人从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阅。同时也说明了一代文宗韩愈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开元十六年(728)，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而此时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学才能征服了与会的君臣。《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也难怪诗成后，“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新唐书·李泌传》)其后，重臣张九龄、严挺之等对他都非常器重。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十七岁时，李泌写了另外——首诗歌《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1——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说，李泌在十七岁时，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要么建功立业。而事实上，李泌的一生也确实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据《邺侯外传》说，此诗写成后，流传很广，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所以张九龄告诫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尔后为文，不复自言”。
据史书记载，李泌“尤工于诗”(《旧唐书·李泌传》)，所写诗文很多，如《复明堂》、《九鼎议》(一说二者为一篇)、《明心论》、《养和篇》、《建宁王挽歌词》、《八公诗》、《感遇诗》等等，《旧唐书·李泌传》说他“有文集二十卷”。
李泌与诗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著名诗人顾况就曾拜李泌为师：“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唐才子传·顾况》)
除文学创作外，李泌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他对《周易》、《老子》颇有研究，玄宗曾召他进宫进授《老子》，晚年又参修国史。以上我们所举的文章，有——些即属于学术著作。
综李泌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一生。虽然《旧唐书》对李泌评价不高，但《新唐书》已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当然，这段话在赞美的同时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旧《唐书》都是由儒生写的。如果作者能够跳出三教的藩篱，从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审视李泌，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李泌的一番苦心，那么他们对李泌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