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元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于泉州设市舶司。四月，董文炳谒见元世祖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指南宋残余势力），诱诸蛮臣服。”这正是元朝统治者重用蒲寿庚之用意。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蒲寿庚任镇国上将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因张世杰回师围城，没有赴任）。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南宋·张世杰从潮州回师泉州，“欲得蒲寿庚而甘心”，与义军陈吊眼、畲族许夫人等协力讨蒲寿庚，声势浩大。这是一场关系到蒲氏及其家族命运的生死决战，但当时元军主力不在泉州，守城兵力单薄，城内又有宋朝遗民内应，形势对蒲寿庚极其不利。蒲寿庚一方面派遣孙胜夫诣杭州求援兵，一方面与尤永贤、王与、金泳等部将“协谋拒守”，“晨夜血战”。十月，张世杰围泉州城70多天（首尾3个月）后，因元·元帅唆都等来援，被迫解泉州围南撤，复返广东。这场保卫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残宋的士气和力量，基本上消除了闽南地区反复拉锯的局面，巩固了元朝在福建的统治。
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八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
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蒲寿庚的舟师奉旨配合元军主力进击广东，“会追二王”，张世杰遗于崖山，幼主祥兴帝赴海死，宋亡。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蒲寿庚任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
蒲寿庚对那些虽然怀旧但没有参与抗元斗争的宋朝故臣颇注意笼络。如推举原吉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子后来也不再追究，甚至还授录为官。这种策略对稳定局势、巩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蒲寿庚于宋元转变之际，显赫一时，其子孙在元朝，亦颇得志。按蒲寿庚三子：师文（参见《泉州人名录·蒲师文》）、师斯、均文。师文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尝兼任提举福建道市舶，且以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师斯子崇谟，官至行省平章政事。
宋蒙战争中的作为
13世纪初，其家迁至泉州。《闽书》载：咸淳十年(1274)，与其兄寿晟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执掌福建兵事民政要职。宋幼主赵呈逃至福州即位，希冀依赖蒲寿庚的海上武装，凭借广东和福建抗元。景炎元年(1276)授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同年十一月，赵呈率残部退至泉州城外法石寨，蒲寿庚拒不支援宋军,并杀宋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约3000人。于十二月蒲寿庚正式叛变降元。降元后，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至元十四年(1277)“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又升“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元史》卷10)。蒲寿庚以其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及其在海外诸国穆斯林海商中的威望，积极恢复和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至元十四年(1277)，泉州市舶司恢复。翌年8月，元世祖通过蒲寿庚等人向海外各国宣布了元朝欢迎并保护通商贸易的政策。次年即有占城(越南)、马八儿(印度半岛东部之伊斯兰教国)等国的使臣和舶商来泉州。蒲寿庚提倡与海外各国友好往来，和平经商，曾对元初黩武海外的政策进行劝阻。至元十六年(1279)，元朝为征服日本，命造战船600艘，其中泉州负责200艘。至元十八年(1281)，蒲寿庚奏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诏止之。蒲寿庚弃宋降元，使泉州港免遭战火毁灭，使中国的海外贸易得以继续发展，为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奠定了基础，也为泉州伊斯兰教黄金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贡献
蒲寿庚在宋元鼎革之际，导元倾宋，叛宋仕元，主观上是为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客观上使泉州港得以幸免战争创伤。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福建左丞蒲寿庚上奏元廷：“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朝廷下令停止建造。
元代泉州港在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就开港，进而达到极盛，这有蒲寿庚的一份功劳。 蒲寿庚对元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诏唆都、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义慕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或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十》）。并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
元世祖把招谕南海诸国的重任委寄予唆都和蒲寿庚。但唆都昧于海外交通和南海风物，主要得靠蒲氏。秉承元世祖旨意，福建行省派遣蒲寿庚长子、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师文和蒲寿庚亲信孙胜夫、尤永贤等人“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此后，元朝政府几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启航，且主要由泉州当局负责，并有蒲氏亲信参加。尽管蒲寿庚没有亲自出使，但起了筹划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蒲师文等人的出使，借助了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打开了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的新局面。
又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又派蒲寿庚部下尤永贤招谕南毗国，“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来华，其他国家（地区）的使者和商人也相继而至。
通过招谕活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蒸蒸日上，在元代出现了鼎盛的局面，跃居为世界大港，以“刺桐港”之称名扬四海。蒲寿庚同时代人庄弥邵这样描述泉州港的盛况：“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所以重其镇也。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泉州府志·卷十一》）。
蒲寿庚的另一贡献是促成元世祖忽必烈对妈祖的加封。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这与元朝急于恢复海外贸易和元·舟师击灭南宋残部有关，这是应蒲寿庚奏封而决定的。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于泉州设市舶司。四月，董文炳谒见元世祖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指南宋残余势力），诱诸蛮臣服。”这正是元朝统治者重用蒲寿庚之用意。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蒲寿庚任镇国上将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因张世杰回师围城，没有赴任）。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南宋·张世杰从潮州回师泉州，“欲得蒲寿庚而甘心”，与义军陈吊眼、畲族许夫人等协力讨蒲寿庚，声势浩大。这是一场关系到蒲氏及其家族命运的生死决战，但当时元军主力不在泉州，守城兵力单薄，城内又有宋朝遗民内应，形势对蒲寿庚极其不利。蒲寿庚一方面派遣孙胜夫诣杭州求援兵，一方面与尤永贤、王与、金泳等部将“协谋拒守”，“晨夜血战”。十月，张世杰围泉州城70多天（首尾3个月）后，因元·元帅唆都等来援，被迫解泉州围南撤，复返广东。这场保卫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残宋的士气和力量，基本上消除了闽南地区反复拉锯的局面，巩固了元朝在福建的统治。
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八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
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蒲寿庚的舟师奉旨配合元军主力进击广东，“会追二王”，张世杰遗于崖山，幼主祥兴帝赴海死，宋亡。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蒲寿庚任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
蒲寿庚对那些虽然怀旧但没有参与抗元斗争的宋朝故臣颇注意笼络。如推举原吉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子后来也不再追究，甚至还授录为官。这种策略对稳定局势、巩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蒲寿庚于宋元转变之际，显赫一时，其子孙在元朝，亦颇得志。按蒲寿庚三子：师文（参见《泉州人名录·蒲师文》）、师斯、均文。师文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尝兼任提举福建道市舶，且以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师斯子崇谟，官至行省平章政事。
宋蒙战争中的作为
13世纪初，其家迁至泉州。《闽书》载：咸淳十年(1274)，与其兄寿晟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执掌福建兵事民政要职。宋幼主赵呈逃至福州即位，希冀依赖蒲寿庚的海上武装，凭借广东和福建抗元。景炎元年(1276)授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同年十一月，赵呈率残部退至泉州城外法石寨，蒲寿庚拒不支援宋军,并杀宋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约3000人。于十二月蒲寿庚正式叛变降元。降元后，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至元十四年(1277)“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又升“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元史》卷10)。蒲寿庚以其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及其在海外诸国穆斯林海商中的威望，积极恢复和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至元十四年(1277)，泉州市舶司恢复。翌年8月，元世祖通过蒲寿庚等人向海外各国宣布了元朝欢迎并保护通商贸易的政策。次年即有占城(越南)、马八儿(印度半岛东部之伊斯兰教国)等国的使臣和舶商来泉州。蒲寿庚提倡与海外各国友好往来，和平经商，曾对元初黩武海外的政策进行劝阻。至元十六年(1279)，元朝为征服日本，命造战船600艘，其中泉州负责200艘。至元十八年(1281)，蒲寿庚奏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诏止之。蒲寿庚弃宋降元，使泉州港免遭战火毁灭，使中国的海外贸易得以继续发展，为泉州港在元代成为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奠定了基础，也为泉州伊斯兰教黄金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贡献
蒲寿庚在宋元鼎革之际，导元倾宋，叛宋仕元，主观上是为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客观上使泉州港得以幸免战争创伤。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福建左丞蒲寿庚上奏元廷：“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朝廷下令停止建造。
元代泉州港在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就开港，进而达到极盛，这有蒲寿庚的一份功劳。 蒲寿庚对元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诏唆都、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义慕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或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十》）。并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
元世祖把招谕南海诸国的重任委寄予唆都和蒲寿庚。但唆都昧于海外交通和南海风物，主要得靠蒲氏。秉承元世祖旨意，福建行省派遣蒲寿庚长子、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师文和蒲寿庚亲信孙胜夫、尤永贤等人“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此后，元朝政府几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启航，且主要由泉州当局负责，并有蒲氏亲信参加。尽管蒲寿庚没有亲自出使，但起了筹划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蒲师文等人的出使，借助了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打开了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的新局面。
又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又派蒲寿庚部下尤永贤招谕南毗国，“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来华，其他国家（地区）的使者和商人也相继而至。
通过招谕活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蒸蒸日上，在元代出现了鼎盛的局面，跃居为世界大港，以“刺桐港”之称名扬四海。蒲寿庚同时代人庄弥邵这样描述泉州港的盛况：“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所以重其镇也。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泉州府志·卷十一》）。
蒲寿庚的另一贡献是促成元世祖忽必烈对妈祖的加封。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这与元朝急于恢复海外贸易和元·舟师击灭南宋残部有关，这是应蒲寿庚奏封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