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破城后，元好问凭着自己的声望，曾给耶律楚才上书，请求他占城后不要滥杀无辜，并能采取措施，保护资助王纲、王鹗、李治等54名金朝才士。耶律楚才表示赞同，劝说忽必烈采纳了这个建议。然而，投降蒙古、得到高升的崔立却认为，是他的“高尚举止”，避免了屠城之祸，拯救了满城生灵，就胁迫翰林学士们为其立“功德碑”。元好问也被迫参加撰写碑文，但在具体碑文上，只是“直叙其事，敷衍成文”，直笔记述，并无阿谀奉承之词。碑文就刻在既往宋徽宗所立“甘露碑”上，因此，史称“崔立碑事”或“甘露碑事”。
奸贼误国的境遇，“家亡国破此身留”的凄凉，使得元好问的心情十分抑郁、苦闷、悲愤。他平生嗜好饮酒，国亡之后，更是满腹悲愤，“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沉湎醉乡以求心灵的排解。这首借酒解愁的《鹧鸪天 只近浮名不近情》，格调慷慨激愤，口吻桀骜不驯，大概作于金亡之后的羁管岁月：
只近浮名不近情，且看不饮更何成。
三杯渐觉纷华远，一斗都浇块磊平。
醒复醉，醉还醒，灵均憔悴可怜生。
《离骚》读杀浑无味，好个诗家阮步兵！
《鹧鸪天薄命妾辞》格调哀怨凄凉，借叹息女子之不幸，寄语自己乱世飘零、身如浮萍之感：
颜色如花画不成，命如叶薄可怜生。
浮萍自合无根蒂，杨柳谁教管送迎。
云聚散，月亏盈，海枯石烂古今情。
鸳鸯只影江南岸，肠断枯荷夜雨声。
国破家亡之际，元好问沦为阶下囚，友谊就弥足珍贵。因此，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秋天，好友李辅之来山东看望他时，元好问高兴极了。两人畅游济南大明湖，诗词唱和。分别三年后，元好问还对这段友情念念不忘，特地写了一首清新欢畅的《临江仙》，寄给李辅之：
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
红妆翠盖木兰舟，
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
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孤负欢游。
一尊白酒寄离愁。
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州！
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八月，49岁的元好问结束了囚徒生活，返回故乡忻州。抱着“国可亡、史不可亡”、“以诗存史”的心态，他在庭院里修建了一座“野史亭”，穷经皓首，完成了两部金史著作：《中州集》和《壬辰杂篇》。《中州集》是一部金朝诗词总集，而《壬辰杂编》采摭金朝君臣言行百万余言，成为了元人编修《金史》的蓝本。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文笔简练，很受后代学者推崇。夏、辽、金等少数民族的史料，惟独《金史》最为完善，即得益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
63岁时，一位皇室慕名拜访元好问，为他画像。元好问在画像旁题诗，曰：“去过二十年，跬步即异境，中间历齐晋，陡下如堕井…… ”，概括了亡国二十年来的艰难生活，凄凉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沁园春》写于除夕之夜，虽表明甘于穷苦、不改着书作诗之志，但也写尽生活之清苦、龙钟失意之态：
再见新正，去岁逐贫，今年逐穷。
算公田二顷，谁如元亮；吴牛十角，未比龟蒙。
面目堪憎，语言无味，五鬼行来此病同。
盐里，似扬雄寂寞，韩愈龙钟。
何人炮凤烹龙，且莫笑先生饭甑空。
便看来朝镜，都无勋业；拈将诗笔，犹有神通。
花柳横陈，江山呈露，尽入经营惨淡中。
闲身在，看薄批明月，细切清风。
当然了，只要元好问愿意，他也可以在元朝混个高官，活得很滋润，而不必受穷。但是，元好问虽是鲜卑族后裔，骨子里却以汉人正统自居，一生致力于推崇儒学，把民族气节看的比命还重，焉肯“失节”仕元！
蒙古人不尊重儒家，推行“八娼、九儒、十丐”，导致儒生的地位连娼伎都不如。元好问自然看不下去，不敢硬性去抗争，却也想了个妙计。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间，63岁的元好问以民间高士、一介布衣的身份，与好友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出任“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很意外，但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此时，元好问乘机提出，希望“儒教大宗师”能多为天下儒生着想，改善一下儒生们的卑贱地位，蠲免儒户的兵赋等。忽必烈无法拒绝，只好答应了。
元宪宗蒙哥七年（公元1257年）九月四日，元好问逝世于太行山下的获鹿寓舍。临终前，他叮嘱子孙，“某身死之日，不愿有碑志也”，要求后人只立一个墓碑，刻上“诗人元遗山之墓”七个大字。
或许，无论他一生作过多少事，元好问最引以为豪的，还是自己的诗词造诣。他对自己的诗词才华是相当自负的，曾于28岁那年，写了一部诗评《论诗三十首》，“以诗论诗”，主张作诗要天然真淳，反对堆砌雕琢、卖弄文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等。他还写过“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的诗，蔑视别人的嘲笑，大有将自己与“诗圣”杜甫相提并论之傲。
而如今，700多年的风云岁月，远去了刀光剑影，淡化了国仇家恨，元好问也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尘烟中。唯有“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唯美宋词，还能令人提到他，恍然大悟道：“哦，元好问，就是那个为大雁写词的少年啊！”
元好问（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人。《全金元词》收录三百八十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