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怕糊涂，更怕老糊涂。文学家则怕不清醒，尤其怕越老越不清醒。一些老前辈，老同志，老作家，老朋友，忽然间闹出很不清醒的名堂，进退失据，徒劳无功，出丑丢人，洋相十足，也是颇叫人啼笑皆非的。
消息传到“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的汤显祖那儿，这位“穷老蹭蹬”的义仍先生，也目瞪口呆，摇头不迭。尽避自惭弗如，但也不能不长叹一声，阁下，您可真能闹啊！虽然屠、汤二位，同为进士出身，同放外省知县，同升礼部主事，同被逐出国家机器；但无论为人，无论行事，敛约自重，清高自守的汤显祖，和恣情放纵，狂诞任性的屠长卿相比较，同命不同途，有着很不相同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
那几天里，乌石山下，邻霄台上，唱和的文人学士，相好的名媛秀妇，助兴的僧道侠隐，帮衬的美娼俊童，如众星捧月似的围着这位大哥大，高谈阔论，吟诗作画，听曲饮酒，看戏论文，引吭高啸，踏青放歌，骑射蹴扑，浅酌低唱，足足那么一折腾，竟成为文坛另类的一次嘉年华盛会。弄得四邻不安，上下惊动，官府警惧，州县戒备，连远在江西临川的汤显祖，也终于琢磨不透，他的朋友所为何来了。
但是要能钻进屠隆的内心世界，也许就不忍苛责了。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再有一千天，三年以后就呜呼哀哉，但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己所患的在明朝绝对是百分百的不治之症，正一天比一天地促使他更接近死神。因此，爱抢镜头，爱出风头，爱搞声势，爱闹名堂的屠长卿，需要这种精神上的鸦片，给他以强刺激。一般来说，凡热烈的掌声，捧场的词语，谄媚的笑脸，悦耳的马屁，对需要者而言，会起到伟哥或者摇头丸的兴奋作用。
所以，他举办这次“无遮大会”，肯定是预感到苦日无多，利用自己尚有力气，犹有资本的有限日子里，作一次告别仪式；肯定是趁活着还有口气，先给自己开追悼会，省得死后听不到谀墓之词而遗憾的一次彩排。
这份良苦的用心，是作为纯文人的汤显祖，对于既是文人，更是文学活动家的屠长卿，不够充分理解的地方了。汤应该明白，一个穷其一生都在不停折腾地“闹”，一旦自己偃旗息鼓，周围鸦雀无声，岂不比死还难过？
“戏寄十绝”的这个“戏”字，说明汤对屠的病情，没有太当回事。“秀才人情半张纸”，很大程度上是文人酬应的雅举了。然而，屠病得实在不轻，其凶险程度是汤所料想不到的。
就在这年稍后一些日子，噩耗传来，沉疴不治的他的好友，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
二
我将屠隆也算为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因为，他是自己找死。
汤显祖的诗，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你把感情寄托到婊子身上，婊子也就将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你身上。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迸往今来，中国有无数文人，但患梅毒而身亡者，他是独一份。
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即“syphilis”。屠的梅毒已经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由他剧烈疼痛，共剂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
风流罪之可怕，莫过于此。
据西方医学史，梅毒系哥伦布由新大陆归回后，文献才有病例记载。但也有人认为，公元15 00年以前，许多欧洲的“麻风”病例，从其接触传染，性传播，遗传，汞制剂有效的性质看，实际上也就是梅毒。中国人旧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杨”，恐系“洋”字的讹传，估计也是外来的传染病。
明代中后期，是个淫风甚炽的年代。据明谢肇膌《五杂俎》：“今之娼伎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禼里。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伎，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只要有卖淫为生的娼伎，只要有进行性交易的行业和场合，性病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在俄国作家库普林小说《亚玛街》中，我们看到沙俄当局对伎女和伎院，有定期的卫生检查。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做做样子的。但至少在18世纪以后的西方，即或是走过场，还是想要控制性病蔓延的。但在中国，甚至到了清代，到了民国，从鸳鸯蝴蝶，狭邪淫秽的小说作品中，看不到类似的杜绝性病传播的措施。
因此，汤显祖这首“戏寄十绝”，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性病是当时社会的常见病。屠隆害了梅毒，不过和伤风感冒一样，汤既未感惊讶，也不认为奇怪，是很平常，很普通的病。估计15世纪的明代，性病的普遍发生率，是那个淫乱社会的必然现象。讵知屠长卿风流出格，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作《拍案惊奇》的凌初曾经对15、16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过这样的表述：“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其实，民风的淫佚，是在帝王、臣宰、整个国家机器中的大小辟僚带动下，再加之商人性消费的勃兴，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才形成这种全民参与的世纪末淫风。
要是能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万历年间，那时的北京也好，南京也好，乃至大小城市，伎院娼馆，充斥市廛，神女娈童，诱色卖身，媚药秘方，大行其道，淫具亵器，公开买卖。而在街市集镇，茶楼酒肆，那些御女之道，房中之术，淫秽文字，春宫图画，更是堂而皇之地大明大摆。因此，实际上全社会对于淫荡，已到了毫不以为羞耻的田地。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伎，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敝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