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据文溯阁本7989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众多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以及收入和存目了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著作，包括从西洋传入中国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有部分书籍由于政治或质疑儒家经典的原因而被列为禁书，称之四库禁书，另一方面亦寻回和修复了不少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包括《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尔雅》、《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欧洲人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负责，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11]。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征收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族谱、尺牍、屏障、寿言、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四家赐以内府所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当时乾隆还规定，凡从坊肆来的，应该付给一定的费用；若是家藏图书，则装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则抄本存留。
这些书籍分为“着录”、“存目”与“禁毁”三类处理：符合部分条件的，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抵触本朝”之书一概“禁毁”。符合收录条件的“着录”，着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而存目书有着录书的两倍的数量也是因为乾隆想实现观成的愿望才弃多取少。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帧，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盛京行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5]。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古籍辑佚
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寻回和修复了不少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词组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收录西学
《四库全书》对西方科学书籍作出较高的评价：“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迁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同时将西方宗教与西方科学作了区分，强调“节取其技能”，《四库》的作者们明白传教士的来华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介绍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因此《四库》的作者们在赞扬西学的同时指出“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
《四库全书》收录了27种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包括西洋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录的书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资》、《坤舆图说》、《乾坤体义》等。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光绪七年（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经历1915-1923年的乙卯补抄和1923-1925年的癸亥补抄后大体恢复旧观。因此《四库全书》至今只存4套；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市国立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对于文溯阁本是否要归还沈阳，甘肃、辽宁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令调拨到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经过补抄恢复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杭州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刻，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要求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于戈壁沙漠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书版。2006年，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内联网版和网上版。200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由国立故宫博物院授权，按照典藏之文渊阁本原书原寸，以仿古样式影印出版，即内文、开本、纸质、布面、装帧方式等皆与原版相同。
2016年8月9日，历时12年方告完成的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重新入藏文渊阁，该影印版制作时间长达12年，全部采用手工宣纸，包装上也恢复了传统的装订工艺，书封采用耿绢。整套书用6144个金丝柚木盒，重新放到了空置已久的文渊阁128个书架上。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有部分书籍由于政治或质疑儒家经典的原因而被列为禁书，称之四库禁书，另一方面亦寻回和修复了不少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包括《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尔雅》、《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欧洲人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负责，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11]。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征收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族谱、尺牍、屏障、寿言、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四家赐以内府所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当时乾隆还规定，凡从坊肆来的，应该付给一定的费用；若是家藏图书，则装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则抄本存留。
这些书籍分为“着录”、“存目”与“禁毁”三类处理：符合部分条件的，被列为“存目”，只存书名，不收其书。“抵触本朝”之书一概“禁毁”。符合收录条件的“着录”，着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而存目书有着录书的两倍的数量也是因为乾隆想实现观成的愿望才弃多取少。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帧，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颜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盛京行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5]。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古籍辑佚
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寻回和修复了不少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肤芜之作，存亡固无足轻重；名著失坠，则国民之遗产损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其书之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此后兹业日昌，自周秦诸子，汉人经注，魏晋六朝逸史逸集，苟有词组留存，无不搜罗最录。其取材则唐宋间数种大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最多，而诸经注疏及他书，凡可搜者无不遍。当时学者从事此业者甚多，不备举。而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分经史子三部，集所辑至数百种，他可推矣。遂使《汉志》诸书、《隋唐志》久称已佚者，今乃累累现于吾辈之藏书目录中，虽复片鳞碎羽，而受赐则既多矣。”
收录西学
《四库全书》对西方科学书籍作出较高的评价：“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迁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同时将西方宗教与西方科学作了区分，强调“节取其技能”，《四库》的作者们明白传教士的来华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介绍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因此《四库》的作者们在赞扬西学的同时指出“盖欲借推测之有验，以证天主堂之不诬，用意极为诡谲”。
《四库全书》收录了27种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包括西洋的数学、天文、仪器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录的书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资》、《坤舆图说》、《乾坤体义》等。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光绪七年（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经历1915-1923年的乙卯补抄和1923-1925年的癸亥补抄后大体恢复旧观。因此《四库全书》至今只存4套；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市国立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对于文溯阁本是否要归还沈阳，甘肃、辽宁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令调拨到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经过补抄恢复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杭州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刻，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要求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于戈壁沙漠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书版。2006年，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新《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内联网版和网上版。200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由国立故宫博物院授权，按照典藏之文渊阁本原书原寸，以仿古样式影印出版，即内文、开本、纸质、布面、装帧方式等皆与原版相同。
2016年8月9日，历时12年方告完成的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重新入藏文渊阁，该影印版制作时间长达12年，全部采用手工宣纸，包装上也恢复了传统的装订工艺，书封采用耿绢。整套书用6144个金丝柚木盒，重新放到了空置已久的文渊阁128个书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