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案
红丸案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明朝光宗皇帝朱常洛死亡的一起宫廷疑案，被称为明末三案之一。
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万历帝崩，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郑贵妃为了结好光宗，立即献上了美女数名。光宗大喜，夜夜春宵，纵欲过度，因而生病，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昇进上泻药，使皇帝病情加剧。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自称仙方，光宗服药后死去，时人怀疑为郑贵妃下毒，是为红丸案。
红丸
所谓“红丸”，就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官史称之为“无方无制之药”；民间称为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煮过七次，变成药浆，再加上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广辰州出产的朱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
始末
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农历七月，万历帝朱翊钧崩，遗诏宣布立皇贵妃郑氏为继室皇后。十日后，八月初一，皇太子朱常洛登帝位为明光宗，拟定改元泰昌，并谥先皇为“神宗”，郑贵妃被封为皇后，郑氏献给新帝四名美女以邀其欢心。
明光宗在八月初十日即开始生病；乾清宫宫内提督两司房、提督兵杖局掌印、御马监太监、圣济殿提督太监崔文昇进以大黄、芒硝为主的通利药解肠胃风热，服后一夜连泻三四十次，两日后辛酉光宗未上朝，阁臣方从哲等赴宫门候安，光宗说明数夜不得睡，白天亦吃的很少，头昏目眩，下不了床。乙丑日，郑养性请收还皇贵妃封后“成命”，允之。八月二十九日甲戊，光宗仍谕册立皇贵妃，当日皇帝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前后二丸，病情稍缓，精神好转，直赞李为“忠臣”；但旋于九月一日（一说八月三十日）五更卯时宾天，在位仅29天。新帝未及改元即于年内崩殂，乃由年幼的皇长子朱由校登基，翌年改元天启，并谥先帝为“光宗”。
影响
光宗猝逝，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另，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当时主持内阁的大学士方从哲希望借由对李可灼罚银五十两、罚俸一年等动作，将光宗死前的一连串事件定调为“进药不效，〔……〕但亦臣爱君之意”，以闭塞外廷沸腾的“阴谋论”；但他自己也因此成为被弹劾的对象。后来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结果1622年（天启二年），明廷将崔文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阉党及东林党崛起。
移宫案
移宫案，明末三大案之一。
泰昌元年（1620年），天启帝即位，抚养皇帝的李选侍和魏忠贤，利用熹宗年幼强居乾清宫，把持朝政，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反对，不让李选侍与皇帝同住，迫使她移居他处，是为移宫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为泰昌元年，宠妃西李选侍带着丧母交给她抚养的皇长子朱由校，以及亲生女儿乐安公主，一起迁入乾清宫。光宗下诏封西李为皇贵妃，但不到一个月后，光宗死于红丸案。西李仍居乾清宫，企图挟皇长子自重；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其干预朝事，逼迫西李带着女儿移到仁寿殿后给无名封宫御养老的哕鸾宫，光宗的另一妃子傅懿妃及其两个女儿也同时被驱逐。
东林党人因“移宫”拥戴有功，势力重新崛起，“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不久魏忠贤崛起，东林党人又遭到血腥镇压，移宫事皆成为罪状，天启年间，御史贾继春上疏指责东林党人，“谓不由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构，罗织不休，俾先帝龙体末寒，遂不能保其姬女。”于是两派官员争吵不已，直到明熹宗出面干涉，争论暂时停息。从万历时的两次妖书案，到后来的移宫案，表面上的问题都是源于“国本之争”，但实际上是进行激烈的东林党争，直到南明灭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