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墓
方孝孺墓是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孝孺生于1357年，卒于1402年，浙江宁海人。是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的老师。因为太子朱标死得早，朱元璋就把皇位传给了朱允炆，这就是建文帝。后来他的叔叔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夺取了皇位。要方孝孺写即位诏书。方孝孺坚拒不从，被灭十族（九族加门生共十族），遭难者达873人。
明万历年间，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代表剧作《牡丹亭》）为其修墓立碑建祠，后毁于战火，清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又重新为其修墓立碑，民国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又重修，后来均遭焚毁。
1999年，雨花台风景区特请东南大学丁宏伟教授设计修复方孝孺墓，2002年在方孝孺遇难600周年之际，方孝孺后人又捐款与雨花台管理局一道重新修整了方孝孺墓。
方孝孺之死
贝建辉
明初靖难之变中的方孝孺之死，是论史者绕不开的一个沉重话题。近年来，对方孝孺的评说日见分歧，一种观点是秉承前说，将方孝孺定位为忠节奇儒，而另一种新出的说法却将其称作愚忠的典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方孝孺之死的真正意义。
建文帝即位后，着手削藩，方孝孺积极参与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题中之意，此事上关皇位大统，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统，破坏的是立嗣以嫡以长的成宪，用今天的术语而言，就是破坏了宪法。方孝孺在燕王攻破南京城后，以不奉诏而身死，我以为这决不是殉于一家一姓，更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身死于削藩，在中国历史上，方孝孺不是第一个，其前有西汉文帝时的晁错，在其同时有黄子澄、齐泰等人，方孝孺之所以更为出名，一是因为方孝孺案株连人数之多(达八百余人)，二是因为方孝孺文名之盛。至于方孝孺在削藩一事上的失误，当然也是明显的，此节已被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论定为帝暗臣疏，在此也无妨提及，在此前(帝甫即位，当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号之日)，高巍已上言，削藩宜用贾谊分建诸侯之说和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方孝孺作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却未能使建文帝听服高巍的建言，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难之祸。
言及君主制度，皇帝作为一种存在，在更大的意义上只是一种名气，一种象征。真正有效地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乃是文官集团，乃是皇帝在“天子”名义下统率的文官集团。我们不能把皇帝的权力和权威视作无限制的大，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权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亦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利，不可以专制二字抹杀之。美籍学者何炳棣曾花费数年时间，搜集了上万份明代监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履历表，统计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由科举取士所形成的文官集团，其成员不仅经常变动，而且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亦即并没有形成垄断统治权的文官贵族集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生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至于有的论者说，中国自宋代以后无史，循环而已。这也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官制度的成熟完备及其与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配套适应。靖难之变中还有一处历史细节，当南京城破后，燕王朱棣(成祖)对方孝孺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效周公辅成王耳。”作为文官集团代表的方孝孺质问朱棣:“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至此，朱棣已理屈词穷，然朱棣能以马上得天下，终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能以非法手段取之，但不得以非法手段治之，这也正是方孝孺以身护法的意义和效果，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至此，我想到了治史的两种方法，即显微镜目光和望远镜目光，亦即分析与综合手法，上述何炳棣先生分析文官集团成分的构成是分析手法(显微镜目光)的典型例子。而后者，综合手法(望远镜目光)即是说: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制度要放在大的历史框架内，较长的历史阶段去考量，方可明了其真正意义，有以对其正确定位。“叙事不妨细致，而结论则要看远不顾近”，这便是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由此而言，我们将某种似是而非的荣誉或责任推加到某个历史人物身上，即便这个人是皇帝，而对事件、制度背后深层的地理、经济原因(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耕文明)视而不见，是于事无补的。
当我们冷静、客观地面对历史时，我们应当作出这样的评说: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气节，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决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盖的。
方孝孺墓是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孝孺生于1357年，卒于1402年，浙江宁海人。是朱元璋的皇长孙朱允炆的老师。因为太子朱标死得早，朱元璋就把皇位传给了朱允炆，这就是建文帝。后来他的叔叔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夺取了皇位。要方孝孺写即位诏书。方孝孺坚拒不从，被灭十族（九族加门生共十族），遭难者达873人。
明万历年间，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代表剧作《牡丹亭》）为其修墓立碑建祠，后毁于战火，清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又重新为其修墓立碑，民国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又重修，后来均遭焚毁。
1999年，雨花台风景区特请东南大学丁宏伟教授设计修复方孝孺墓，2002年在方孝孺遇难600周年之际，方孝孺后人又捐款与雨花台管理局一道重新修整了方孝孺墓。
方孝孺之死
贝建辉
明初靖难之变中的方孝孺之死，是论史者绕不开的一个沉重话题。近年来，对方孝孺的评说日见分歧，一种观点是秉承前说，将方孝孺定位为忠节奇儒，而另一种新出的说法却将其称作愚忠的典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方孝孺之死的真正意义。
建文帝即位后，着手削藩，方孝孺积极参与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题中之意，此事上关皇位大统，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统，破坏的是立嗣以嫡以长的成宪，用今天的术语而言，就是破坏了宪法。方孝孺在燕王攻破南京城后，以不奉诏而身死，我以为这决不是殉于一家一姓，更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身死于削藩，在中国历史上，方孝孺不是第一个，其前有西汉文帝时的晁错，在其同时有黄子澄、齐泰等人，方孝孺之所以更为出名，一是因为方孝孺案株连人数之多(达八百余人)，二是因为方孝孺文名之盛。至于方孝孺在削藩一事上的失误，当然也是明显的，此节已被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论定为帝暗臣疏，在此也无妨提及，在此前(帝甫即位，当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号之日)，高巍已上言，削藩宜用贾谊分建诸侯之说和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方孝孺作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却未能使建文帝听服高巍的建言，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难之祸。
言及君主制度，皇帝作为一种存在，在更大的意义上只是一种名气，一种象征。真正有效地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乃是文官集团，乃是皇帝在“天子”名义下统率的文官集团。我们不能把皇帝的权力和权威视作无限制的大，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权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亦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利，不可以专制二字抹杀之。美籍学者何炳棣曾花费数年时间，搜集了上万份明代监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履历表，统计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由科举取士所形成的文官集团，其成员不仅经常变动，而且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亦即并没有形成垄断统治权的文官贵族集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生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至于有的论者说，中国自宋代以后无史，循环而已。这也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官制度的成熟完备及其与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配套适应。靖难之变中还有一处历史细节，当南京城破后，燕王朱棣(成祖)对方孝孺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效周公辅成王耳。”作为文官集团代表的方孝孺质问朱棣:“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至此，朱棣已理屈词穷，然朱棣能以马上得天下，终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能以非法手段取之，但不得以非法手段治之，这也正是方孝孺以身护法的意义和效果，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至此，我想到了治史的两种方法，即显微镜目光和望远镜目光，亦即分析与综合手法，上述何炳棣先生分析文官集团成分的构成是分析手法(显微镜目光)的典型例子。而后者，综合手法(望远镜目光)即是说: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制度要放在大的历史框架内，较长的历史阶段去考量，方可明了其真正意义，有以对其正确定位。“叙事不妨细致，而结论则要看远不顾近”，这便是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由此而言，我们将某种似是而非的荣誉或责任推加到某个历史人物身上，即便这个人是皇帝，而对事件、制度背后深层的地理、经济原因(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耕文明)视而不见，是于事无补的。
当我们冷静、客观地面对历史时，我们应当作出这样的评说: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气节，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决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