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唯贤的有道之君】
孝宗开创了明代的中兴盛世，其治国方面可值称道的东西很多。要详尽地展开叙述这些政事，却不容易。简要言之，孝宗的治国方略，核心即在任用大臣。
弘治一朝，名臣辈出。内阁的大学士、六部的尚书，都是贤明有能的道德君子。刘健、谢迁、邱濬三位大学士，六卿之长吏部尚书王恕，都是著名的学者与能臣。成化年间有一句谚语：“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那意思很明白，大学士万安、刘吉、王翊以及六部尚书，都不过是一些无能之辈。反观弘治朝的阁、部大臣，则是人才济济。
我们看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月，即位才一个月，就罢免了品格不好的万安，选用徐溥入阁；十一月，又录用刘健入阁；弘治四年（1491年）邱濬入阁；弘治八年（1495年），邱濬死后任用谢迁、李东阳为阁臣；弘治十四年（1501年）九月秦濬入阁。徐溥是当时的南直隶宜兴人，弘治五年（1492年）后任首辅大学士。徐溥的辅政风格，讲究“安静、守成法”，与孝宗的性格有契合处。而且，徐溥与同僚谢迁、李东阳等人之间，不存在权力斗争，相互间配合得很好。
大臣之间的和睦相处，自然能够形成一种与皇权相制衡的“文官”权力。这种格局，在弘治十年（1497年）曾经非常《大明会典》有效地纠正了皇帝的出轨行为。弘治十年（1497年）二月，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皇帝远离诱使皇帝斋醮的宦官李广，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朝政和接触儒臣上。原来，从弘治八年（1495年）起，已经做了8年好皇帝的孝宗，据说“视朝渐晏”，就是上朝上得晚了一些。这在儒臣们看来，是皇帝走向堕落的初步。但是，与绝大部分明代皇帝不同，孝宗能够非常谦虚地接受大臣们的意见，就在弘治十年（1497年）的三月于文华殿召见了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集聚一堂共商政事。议事完后，皇帝赐诸位大臣吃茶，然后散去。召见大臣，面议国事，在当时被称作为“盛事”。终弘治一朝，从《明史·孝宗本纪》中的记载看，除这一次首开先例外，大概先后还有过四次。像这样召见阁臣面商国家大事，其对于大臣们的激励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弘治一朝君臣关系之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孝宗对于儒臣的信任。
内阁大学士之外，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也都是正人君子。例如，吏部尚书王恕在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恕，字宗贯，号石渠，陕西三原人。他在成化朝的时候就因平大藤峡瑶民起义、安抚荆襄流民而名满天下了。但因为敢于直言，得罪了汪直，一直只能在南京做官。南京虽然也是明代的两京之一，但是南京的六部，实际上只是闲官。嘉靖朝的吴廷举，曾经因授职南京工部尚书上疏辞职，就引了白居易和张泳的诗来说南京官职之闲———“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
但是，王恕在南京尚书任上仍然是敢于言事。成化末年，官场上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说。所以，孝宗一即位，就听从群臣的推荐，召王恕为吏部尚书。在不设宰相的明代，吏部尚书是诸卿之长，掌管对官员的考察与任命，权势颇重，高于其他各部。王恕在吏部，所荐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据说，王恕曾带着他的第七个儿子王承裕到京城。王承裕每天为父亲接待来访的朝臣名士，和他们交谈，然后将自己的观察原原本本地告诉父亲。所以，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至弘治六年（1493年）王恕退休回家，他得人善用，培养了许多人才。继王恕之后任吏部尚书的大臣中，马文升也声名甚盛。李东阳后来有诗，称赞孝宗之善待人臣，其中有一句说：“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说明孝宗对待大臣总像是对待家人一般亲切。
在信任大臣之外，孝宗又要求加强对臣工们的考察，这便涉及到一个完善考察制度的问题。孟森曾说：“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意思是说，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所以，孝宗一直被视为中兴之主。弘治一朝中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为会典的编修与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设定。
会典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汇编。弘治十年（1497年），他下令编撰《大明会典》。编修的总裁为当时的大学士徐溥。经过5年的时间，《大明会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完成。应当说，会典的编定，为弘治朝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孝宗有过许多的制度创设。例如，太庙制度即规定太庙的庙制为“各室一帝一后”。
当然，在制度建设中，对明代后来的政治发生最重大影响的，无疑是京官六年一察的制度。在弘治以前，京官的考核是10年进行一次。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命南北两京五品以下的官员六年一考察。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亡。六年一次的考察，在明代后期往往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因为，一旦经由考察而落职的官员，就很难有机会再做官了，等于是再无翻身的机会了。因此，各种政治力量总是利用把持考察的机会打击对立面。当然，这是初设制度的孝宗所没有想到的后果。但是，在当时，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实施，对于整顿官场的颓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明代的皇帝中，孝宗最为仁慈。他对于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各级官府都要设立常平仓，以应付灾荒。在刑罚方面，他要求慎重施刑。在他的这种要求下，一些素以残酷闻名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都变得仁慈起来。所以，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上则出现了李东阳的茶陵诗派、邱濬的理学，号称太平盛世。
【明孝宗逝世】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日，孝宗去世。据说，孝宗因为偶染风寒。太监张瑜、太医院使施钦、院判刘文泰、御泰陵医高廷和等人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死前，遗命大臣：“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时儿子朱厚照年15岁，后来继朱厚照之后而入承大统的侄子朱厚熜（cōnɡ)还未出生。当时，“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哭声震野”。同年十月，孝宗被安葬在泰陵。
弘治一朝，既无权臣、宦官或后宫的专权，也少有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最贤明的时期，孝宗也被史书描绘成一位贤君。晚明学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认为孝宗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贤主，评价很高。
《明史》对孝宗的评价也很高，主要有八字，即“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他的勤政、宽容、尊礼儒臣、体恤民生，使他赢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评，被视作明代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范。他接受儒家士大夫们的劝谕，并尽可能遵照他们的要求去行事，因此，也有将他比作周成王，意思是能够听从周公（儒家士大夫以周公自比）的辅导。从个人修养来看，孝宗并不像他的父亲一样，一味迷恋于房中术，而是在诗、琴、画上的造诣颇深。在治国方面，孝宗任用大臣、修明制度、体恤民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而盛世的人文也很有可观之处。
孝宗开创了明代的中兴盛世，其治国方面可值称道的东西很多。要详尽地展开叙述这些政事，却不容易。简要言之，孝宗的治国方略，核心即在任用大臣。
弘治一朝，名臣辈出。内阁的大学士、六部的尚书，都是贤明有能的道德君子。刘健、谢迁、邱濬三位大学士，六卿之长吏部尚书王恕，都是著名的学者与能臣。成化年间有一句谚语：“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那意思很明白，大学士万安、刘吉、王翊以及六部尚书，都不过是一些无能之辈。反观弘治朝的阁、部大臣，则是人才济济。
我们看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月，即位才一个月，就罢免了品格不好的万安，选用徐溥入阁；十一月，又录用刘健入阁；弘治四年（1491年）邱濬入阁；弘治八年（1495年），邱濬死后任用谢迁、李东阳为阁臣；弘治十四年（1501年）九月秦濬入阁。徐溥是当时的南直隶宜兴人，弘治五年（1492年）后任首辅大学士。徐溥的辅政风格，讲究“安静、守成法”，与孝宗的性格有契合处。而且，徐溥与同僚谢迁、李东阳等人之间，不存在权力斗争，相互间配合得很好。
大臣之间的和睦相处，自然能够形成一种与皇权相制衡的“文官”权力。这种格局，在弘治十年（1497年）曾经非常《大明会典》有效地纠正了皇帝的出轨行为。弘治十年（1497年）二月，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皇帝远离诱使皇帝斋醮的宦官李广，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朝政和接触儒臣上。原来，从弘治八年（1495年）起，已经做了8年好皇帝的孝宗，据说“视朝渐晏”，就是上朝上得晚了一些。这在儒臣们看来，是皇帝走向堕落的初步。但是，与绝大部分明代皇帝不同，孝宗能够非常谦虚地接受大臣们的意见，就在弘治十年（1497年）的三月于文华殿召见了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集聚一堂共商政事。议事完后，皇帝赐诸位大臣吃茶，然后散去。召见大臣，面议国事，在当时被称作为“盛事”。终弘治一朝，从《明史·孝宗本纪》中的记载看，除这一次首开先例外，大概先后还有过四次。像这样召见阁臣面商国家大事，其对于大臣们的激励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弘治一朝君臣关系之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孝宗对于儒臣的信任。
内阁大学士之外，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也都是正人君子。例如，吏部尚书王恕在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恕，字宗贯，号石渠，陕西三原人。他在成化朝的时候就因平大藤峡瑶民起义、安抚荆襄流民而名满天下了。但因为敢于直言，得罪了汪直，一直只能在南京做官。南京虽然也是明代的两京之一，但是南京的六部，实际上只是闲官。嘉靖朝的吴廷举，曾经因授职南京工部尚书上疏辞职，就引了白居易和张泳的诗来说南京官职之闲———“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
但是，王恕在南京尚书任上仍然是敢于言事。成化末年，官场上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说。所以，孝宗一即位，就听从群臣的推荐，召王恕为吏部尚书。在不设宰相的明代，吏部尚书是诸卿之长，掌管对官员的考察与任命，权势颇重，高于其他各部。王恕在吏部，所荐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据说，王恕曾带着他的第七个儿子王承裕到京城。王承裕每天为父亲接待来访的朝臣名士，和他们交谈，然后将自己的观察原原本本地告诉父亲。所以，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至弘治六年（1493年）王恕退休回家，他得人善用，培养了许多人才。继王恕之后任吏部尚书的大臣中，马文升也声名甚盛。李东阳后来有诗，称赞孝宗之善待人臣，其中有一句说：“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说明孝宗对待大臣总像是对待家人一般亲切。
在信任大臣之外，孝宗又要求加强对臣工们的考察，这便涉及到一个完善考察制度的问题。孟森曾说：“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意思是说，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所以，孝宗一直被视为中兴之主。弘治一朝中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为会典的编修与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设定。
会典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汇编。弘治十年（1497年），他下令编撰《大明会典》。编修的总裁为当时的大学士徐溥。经过5年的时间，《大明会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完成。应当说，会典的编定，为弘治朝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孝宗有过许多的制度创设。例如，太庙制度即规定太庙的庙制为“各室一帝一后”。
当然，在制度建设中，对明代后来的政治发生最重大影响的，无疑是京官六年一察的制度。在弘治以前，京官的考核是10年进行一次。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命南北两京五品以下的官员六年一考察。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亡。六年一次的考察，在明代后期往往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因为，一旦经由考察而落职的官员，就很难有机会再做官了，等于是再无翻身的机会了。因此，各种政治力量总是利用把持考察的机会打击对立面。当然，这是初设制度的孝宗所没有想到的后果。但是，在当时，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实施，对于整顿官场的颓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明代的皇帝中，孝宗最为仁慈。他对于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各级官府都要设立常平仓，以应付灾荒。在刑罚方面，他要求慎重施刑。在他的这种要求下，一些素以残酷闻名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都变得仁慈起来。所以，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上则出现了李东阳的茶陵诗派、邱濬的理学，号称太平盛世。
【明孝宗逝世】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日，孝宗去世。据说，孝宗因为偶染风寒。太监张瑜、太医院使施钦、院判刘文泰、御泰陵医高廷和等人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死前，遗命大臣：“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时儿子朱厚照年15岁，后来继朱厚照之后而入承大统的侄子朱厚熜（cōnɡ)还未出生。当时，“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哭声震野”。同年十月，孝宗被安葬在泰陵。
弘治一朝，既无权臣、宦官或后宫的专权，也少有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最贤明的时期，孝宗也被史书描绘成一位贤君。晚明学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认为孝宗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贤主，评价很高。
《明史》对孝宗的评价也很高，主要有八字，即“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他的勤政、宽容、尊礼儒臣、体恤民生，使他赢得儒家士大夫的一致好评，被视作明代历史上最符合儒家伦理的君主典范。他接受儒家士大夫们的劝谕，并尽可能遵照他们的要求去行事，因此，也有将他比作周成王，意思是能够听从周公（儒家士大夫以周公自比）的辅导。从个人修养来看，孝宗并不像他的父亲一样，一味迷恋于房中术，而是在诗、琴、画上的造诣颇深。在治国方面，孝宗任用大臣、修明制度、体恤民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明代历史上的中兴盛世，而盛世的人文也很有可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