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思想理论多被人统称为“荆公新学”。王安石将他的思想录述在多种书籍及文章中，其代表性作品有《周官新义》及《字说》，这些著作也成为了后来新学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传统哲学思想
根据现代学者姜国柱和容肇祖先生的研究，王安石究其根本是儒家，并非法家。他的变法也是基于他的儒家思想为主体，吸取其他学说而形成的。王安石在十六岁时随父亲到达了南京，便开始学习各类儒家典籍。王安石认为，董仲舒所提出来的天人感应是不对的，他在熙宁变法中反对“天人感应”的主张被总结为“三不足”之说中的“天变不足畏”[i]。而后王安石总结现在（宋代）读书人，需要抛开汉儒的引导，通过自己发现经典的本意。在他的想法中，“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想要了解、通晓儒家典籍的意义，需要阅读其他流派的文章以及其他学科的书籍，如《素问》、《本草纲目》等书。而他本人也根据这个理论进行了诸多学习，漆侠先生提出王安石自早年起就以“通经求理”为主旨读书，并在其学术思想中体现了这一类的独创性。王安石除鼓励阅读其他学说的书籍外，对那些旧有的因循守旧的“俗儒”也进行了批判，在他的观念中，儒家也是要根据时代而演变，从而达到他在《万言书》中所说的“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在有人反对佛教思想时更是提出了“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的言论。容肇祖先生通过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一文看出他治学的严密，收纳了多家学说的思想，但是都有所取舍，抛弃了他眼中会使人走入歧途的“异学”。容肇祖先生又辩驳了现代以王安石尊崇法家“能令政必行”一说来判断王安石是法家的断言，他以王安石用礼义廉耻总结商鞅的失败说明了王安石本质是儒家的结论。王安石的这种思想被苏轼所称赞，他描述王安石单在学术上“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斯新人”。当时，王安石作《淮南杂说》，人皆以为是见到了《孟子》，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思想受到了孟子的很大影响。在学术渊源上，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并且肯定王安石的思想源于传统的经学。他认为，王安石在经学上的成就可以和董仲舒和刘歆媲美。同时，梁启超还指出，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与其政治实践是一致的。王安石的整体思想是务求实际，而避免虚无的，在对于商鞅的评价中，尤其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说现在的人不能非议商鞅，商鞅能让命令必定行使。这种思想也使得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时候，没有仔细辨别是不是真心为了新法，导致变法失败。
宋代儒家思想转型
中古以降孟子的地位持续被抬高，周予同先生通过是时政治及文化的需求提出了这一现象的变迁，学界后也多有研究。王安石曾作诗《孟子》，明确指出他对孟子的向往并阐明了孟子的榜样作用，同时也利用自己的经历塑造了他对孟子历史形象的理解。除他本人及社会对孟子更为尊崇的同时，王安石也成为了“尊杨思潮”的一位重要人物。刘成国先生分析了王安石在内的部分士大夫群体，指出了他们将孔子、孟子、杨雄等人纳入同一谱系，后期在文道关系上则产生了分歧。罗根泽先生将王安石定义为文道并重，认为这是在古文运动背景下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经术思想。由于王安石在政坛及文坛的地位提高，当余英时为宋学发展划分阶段时，认定王安石的改革是继欧阳修古文运动之后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王安石和司马光成为尊杨思潮其中一分支的引领者，最终使杨雄得以入祀孔庙。
另一方面，王安石也景仰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的变法政策。在其诗《商鞅》中，王安石将商鞅变法的主旨总结为诚信，用一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阐述了他个人的经世理念，部分反映了他自鄞县开始的变法思想。
唯物主义观念
王安石除在政治实践上的各种概念，他对所在世界的认知被记载在他的多本著作中。如同他在政治上采纳其他学说的要点，他对物质的解释和传统的儒家典籍多有出入。根据李宗桂先生的研究，王安石在《洪范传》中描述的五行起源是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这和尚书及董仲舒所说的五行起源有着极大的分歧。王安石再针对董仲舒“天人感应”一说中的“天道”写出他自己不同的理解，他在《洪范传》内形容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漆侠先生利用这一段描述，结合王安石在前文所说“人道”的理解，说明了王安石以儒家的仁义思想为根本而坚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非董仲舒等人所崇尚的天与人的直接关系。
王安石在区分了“天”与“人”后，进一步以人为中心，提出了人所创造出来的“四术”，即礼、乐、刑、政。王安石利用《伤仲永》指出学习对于人的重要性，他以此进一步在《礼乐论》内提出无论是日月星辰，还是山川丘陵，都是以物质为基础而可以认识到的存在，所谓“星历之数，天地之法，人物之所”也不过是前人所创立的，他认为他们是在这些方面学习的比旁人更多、更精，圣人就是因为精通万物中所存在的理才成为圣人的。
另一方面，王安石在老子的影响下，[j]根据漆侠先生的说法，他的辩证法与素朴唯物主义有着很紧密的结合。他继而提出“太古之人, 不与禽兽朋也几何？”，认为历史进程上社会的变化是不可阻止的，而法律也会跟着朝代的变更而改变，根据当世国情而有的改变则都是有益的，他的变法也是以此为核心宗旨，而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再有不同的制度。
史学思想
王安石除对经籍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外，他也在品评历史的文章中将自己的见解融入并借此对前人治史得失提出了多种评议。在其咏史诗《贾生》中，王安石通过描述汉文帝施行了贾谊的政策来说明君王的重要性，并进一步从侧面反映了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的政治主张。
而评议历史外，王安石对前代史官也提出过多种见解及批评。他指出上三代的史官以身死职，所以传下来的史书文献都可考据，现在则受限于拥有尊爵高位的人，又会因政治原因篡改文字。他进一步说明了有些人一时而贵，执笔书史，会“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这样一来后人就更难辨别黑白。他在诗《读史》中也提到了此类现象。
荆公新学
尽管现代学界基本同意王安石思想派系属于儒家，他对诸子百家的文献皆有涉略，并在对佛、道等宗教的了解基础上，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哲学思想。王安石的这一思想在后世通称为“荆公新学”，对北宋后期哲学思想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时人指出新学引领了当时六十年的思想潮流。
三经新义
荆公新学的主要基础就是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所著述的三经新义及字说，里面提倡了用更为新颖的义理学替代较为传统的章句学。三经新义指代王安石对《尚书》、《诗经》和《周礼》三种典籍所作新义的统称，于熙宁八年编撰完成，成为新一种官学范本。
《春秋》公案
熙宁四年，王安石试图改革科举法，他利用《春秋》为例，指出春秋经为“大典”，然而历经秦汉之后所流传下来的春秋传是“断烂朝报”，从而试图将自己的学术思想纳入宋官方科举制度。这一事件在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发表过见解，在集合这些学者的出发点及论据后，侯步云女史认为王安石此说部分继承了庆历年间的疑古风气，也是因为从他个人研究儒、道、佛等多种哲学思想后试图采用新角度理解《春秋》。
文学成就
王安石早年，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就以《赠王介甫》一诗勉励王安石在文学上继续努力。王安石对此做出的回答是他更倾向于传播道义，他惟恐因为他的文学作品而获得那些虚名。他的文学主张不脱实用，务求有补于世。其本质上是作为政治的附庸，为政治而服务，直到晚年，退居江宁，方才有所转变。王安石的诗文皆有很高的成就，词作现存不多，但仍然有名篇传世。
诗
王安石的诗在宋朝别为一体，被称为王荆公体。据胡应麟《诗薮》：“六一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始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王安石的诗在北宋诗坛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欧阳修、梅尧臣并奠定了宋诗的基调，使得他好议论，好用典，好矜奇的特质，成为宋诗的特质。另外，王安石更大力提倡集句诗，并且自己以及引领同时代及之后的诗人都进行了相关的创作。尽管，西清诗话认为是石曼卿第一个创作的集句诗，但也无可否认王安石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其作品《胡笳十八拍》历来也是集句诗的典范。
王安石的诗以五十六岁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咏史也写得非常出色。王安石的咏史诗继承了左思，杜甫的传统，和晚唐杜牧，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起来比较干硬，但一些咏史诗却有些故意别出己见。王安石在罢相退隐之后所作的诗句是他所写诗的顶峰，受到了后世极高的评价，他的诗甚至自成一体，为“荆公体”。多数认为这是由于王安石退出了政坛，其诗去除了政治因素而导致的。王安石早年的诗浑厚雄大，在退隐后则主要以含蓄深沉，意境空灵，清新脱俗的绝句为主。从诗艺与诗境两方面看，王安石的“半山体”工巧而有味的审美旨趣，是因姚合等人为代表的“晚唐体”所影响并形成的。其中杨万里认为的五七绝句非常少，又非常难写，而晚唐诸公与王荆公却最精于此，侧面说明了王安石的极高造诣。晚年王安石的文学观相比早年更包容并济，针对典故的运用更为精妙圆融，例如他的《书湖阴先生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一句中尽管利用了汉书的典故，对典故不熟悉的读者依旧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咏史诗
王安石开启了宋诗风气，宋诗风气中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便是议论，王安石诗尤擅长议论。他的咏史诗现存一百多首，继承了班固“质木无文”和左思，杜甫通过咏史抒怀的传统，质木无文，即说诗空有内容，而无文采。王安石秉承“务求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在咏史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王安石的咏史诗，现实意义上远远高于班固。他的诗或言己，或讽今，或者利用诗的文体，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使得当时有人将他写的《商鞅》以为是他自己言行了。
王安石的咏史诗可分为三种类型：史传型，咏怀型，史论型。史传型即班固《咏史》一类单纯叙事，咏怀则注重抒发个人情怀，史论型则最足以体现宋代“以议论为诗”的特点。王安石作为宋调形成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咏史诗中，史论型诗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在史论中，王安石大多独僻创见，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力给前人翻案。例如其《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与前人大多同情昭君不同，此诗则指出人生失意的普遍性，使得能够在历代书写王昭君的诗歌中不落俗套。
诗学观
王安石没有个人的诗话作品传世，但他选了不少诗歌选集。王安石在历代的诗话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杜甫的赞誉，认为他是“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由于对杜甫十分看重并认为天下的好言语都被他说尽了，王安石早年的诗学追求与杜甫的文学追求相一致，致力于让其诗文有补于世。罢相后，王安石的诗学观更加包容，他评价张籍奇崛艰辛，他亦如此，好炼字，偏重晚唐诗人[k]，也承袭了晚唐诗人的精思。
词
王安石在文学上主张载道和实用，因此写的词数量相比于他的诗非常少，全宋词共收录其所作词仅二十九首。王安石的词在体制上继承了五代宋初的风气，以小令为主，也包含了桂枝香，雨霖铃，千秋岁引等中长调。其中《桂枝香》一词历来为人所称道，据杨湜《古今词话》评价：“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 此老乃野狐精也。”另外，王安石大量制作集句体词，虽当时为苏东坡，黄山谷批评，但二者亦有效颦之作，对词体的变革有一定的影响。
文
文章上，与韩、柳、三苏、欧阳、曾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王安石的文偏重于说理，而且言简意赅，能够直指要点。例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仅仅只有八十八个字，却能独辟蹊径，自有主张。
王安石的文学最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正如其所言“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所以他的作品大多针砭时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长于说理，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王安石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喜欢模拟别人的风格。后来欧阳修告诫他要有自己的风格，他的文章才臻至大成。王安石的文字驾驭能力很强，《上仁宗言事书》等都是很长的文章，但是却没有什么废话。整体来说，王安石的文章言简意赅，结构严谨，主意超卓，说理透彻，在唐宋八大家中别树一帜。曾巩曾经说王安石的文章学识不在扬雄之下，只是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倘若能改正，也许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会更高。
轶事
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署名苏洵但普遍认为是伪作的《辨奸论》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苏轼和王安石有不少过节，王安石喜好“语不惊人死不休”，苏轼于其生时每逢佳时必定作文讥讽，奉司马光之命写的祭文倒全是溢美之辞，颇有水之皮相非骨相。刘贡父要王安石掘一八百里大坑把梁山泊颠过来。民间也有不少两人斗智的故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里面的王安石多次难倒苏轼，展现了王安石的博学，也展现了苏轼的小聪明。
王安石认为吃饭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吃。某次他的妻子煮了一道菜给他吃，他马上就吃完了，妻吴氏（妻妹以王安石夫妇的主张嫁给苦吟诗人王令）以为他喜欢这道菜所以天天煮，王安石也天天吃从无怨言，某天王妻忍不住询问王安石天天吃同一道菜不腻吗，王安石竟回答“我只想赶快吃完饭去办正事，从没注意吃了什么下肚。”可见王安石既无生活情趣也不注重仪表又喜出狂言，是彻头彻尾的怪人，对他而言普天之下除了读书跟办公之外没有重要的事情。
有记载王安石非常喜欢读书，甚至在饮宴会客的时候也会陷入沉思，不露笑容。他在常州任内的时候，有一次参加宴会，他在伶人表演时突然发笑，众人以为是伶人引得王安石发笑是故赏赐了他很多钱。直到后来有人问王安石当时为何发笑，他解答说是他在思索《咸》、《恒》两幅卦，适时有了领悟，不自觉就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