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从都城出来，惟恐杨国忠有匿伏，疾行出关，以日行300百里的速度返回了自己的范阳老窝。
从此，再有人汇报说安禄山要造f，唐玄宗就肝火冲冲地斥责汇报人诬陷，还将他捆绑送给安禄山处理。但汇报人仍是好多，有人拿出了确凿的证据，唐玄宗才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仍是采纳杨国忠的计谋，降旨召安禄山进京。但是，这次安禄山称病推辞了。唐玄宗又施一计，为安禄山的儿子赐婚，要安禄山前来认亲，安禄山仍是推辞不往。唐玄宗一切都想过来了，但是为时已晚。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召集了诸蕃戎马15万人，号称20万，日夜兼程，以每日60里的速度长驱南下杀人华夏。
安史之乱发作后，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下令他率领本军讨逆，唐朝的国运险些系郭子仪一身之上了。
自“贞观之治”以来，唐朝各地多年未发生战争。在和平环境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部队战斗力锐减，军备空虚。因此，当叛军打来的时候，黄河以北24郡的文官武将，有的开城迎敌，有的弃城逃跑，有的被叛军擒杀。安史叛军长驱南下，势如破竹，一路上险些没有碰到什么抵御，很快地就席卷了一大片地域。在安禄山的放纵下，叛军每到一个地方，就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强抽壮丁，残害黎民，无恶不作，使得陷落区宽大人民家破人亡，颠沛流离。
持久沉溺于游乐宴饮的唐玄宗由于对这场兵变毫无应变的准备，事光临头，急促应战。他急派封常清、高仙芝去东京洛阳募兵抵御。但乌合之众难敌虎狼之师，洛阳很快沦陷。玄宗在盛怒之下，处斩了封、高二将。那时的形势十分严重。在这告急关头，朔方(唐方镇名，镇治在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右戎马使郭子仪被升任为朔方节度使，奉命率兵东讨叛军。
郭子仪当即亲赴校场，检阅全军，誓师出征。
756年四月，朔方军旗开告捷，一举收复重镇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大败叛军薛忠义，坑其骑兵2000人。接着郭子仪又使别将公孙琼岩率2000骑兵抨击马邑(今山西省朔县东北)，大获全胜。马邑的收复使东陉关得以重开，从而打通了朔方军与太原军的联络，使安禄山下太原，人永济，夹攻关中之军事行动无法实现。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喜报传到都城长安，人心稍安，郭子仪以功加御史医生。
朝廷命郭子仪回到朔方，增补兵员，从正面疆场出击叛军，以图收复洛阳。郭子仪则以为，必需篡夺河北各郡，割断洛阳与安禄山老窝范阳之间的联络，绝其后方供应线，能力有效地打击叛军火线的有气愤力。这一出击方向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经郭子仪的推荐，朝廷任命李光弼(契丹人)为河东节度使。郭子仪分了1万部队给李光弼，送他出征。李光弼由太原出井陉口，一连收复7座县城，直奔常山(今河北正定)。史思明闻讯，率5万雄师从西包围李光弼于常山。双方铺开鏖战连续40多天。李光弼耗损很大，寡不敌众，被迫困守。只得派人向郭子仪求援。郭子仪急率军东进，火速驰至常山，与李光弼汇合，以10万官军，与史思明会战于九门城(今河北省藁城西北)南，大获全胜。
史思明新败后，又收整了5万叛军，退守博陵。博陵是河北重镇，西依丛山峻岩，东临百汇群川，易守难攻。郭、李两部久攻不下，郭子仪决定退守常山，采取先疲后打的战略，转战歼敌。史思明求胜心切，采取了追踪跟进的策划，诡计重创唐军。“我行亦行，我止亦止”。郭子仪将计就计，亲选500精锐骑兵，交相掩护，牵着史思明的叛军疾速北进。史思明不知是计，一连追了3天3夜，追到唐县时，才发现前面只有500骑兵，方知卜当，然罢了经人困马乏。郭子仪乘其疲劳不堪之机，返军掩杀，大败史思明于沙河，又打了—个大胜仗。
安禄山忽闻败报，心惊胆寒。急忙从洛阳抽调2万戎马，派谢希德北上增缓。又发范阳老巢的精兵万余人，令牛廷蚧南下助战。汇合5万叛军准备卷土重来。
郭子仪这时驻扎恒阳(今河北曲阳)，他见贼兵兵锋甚锐，军力大增，欲求决斗，仍旧实行疲敌战术。加紧修缮防御工事，深沟高垒，严阵以待。“贼来则守，贼去则追，昼扬其兵，夜袭其幕”，使5万叛军欲战不能，欲退不可，大大挫伤了仇人的锐气。特别是郭子仪的扰敌战术，使叛军整天胆战心惊，不得安宁，险些连休息也做不到了。当叛军被拖到相当疲惫的程度时，郭子仪对李光弼说：“敌已疲劳，我们即可出战了。”于是两位上将在嘉山(今河北定县)摆开了疆场，布好战阵，史思明等叛将也列阵而至，一场大战随即发生。郭子仪指挥恰当，唐军奋勇无畏，锐不可当。叛军士气低落，阵势混乱，四处溃逃。史思明见败局已定，吓得慌不择路，坠下战马，丢了头盔，连靴子都跑掉了，光着两脚，拄着一条断枪，逃回博陵。他总算捡了一条命。叛军被斩杀4万多人，被生擒5000余人，损失战马5000余匹。郭子仪指挥官军乘胜前进，进围博陵，声威大振。
嘉山一战，对军心民心产生极大的影响。河北10多郡，自发集结武装，支援和响应官军，地方军民纷纷诛杀叛兵叛将，归迎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