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
1941年初，纳粹决定全面屠杀犹太人。不过受到传统的反闪族教育影响，企图隔离犹太人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最明显的例子则是在1930年代末期，纳粹展开的一连串控制犹太人行动。 1930年代，德国开始解雇所有担任公职的犹太人，并禁止他们参加活动集会。隶属奥地利中央的犹太人移民署，在1938年则强迫四万五千多名犹太人迁离家园。德国及捷克也用同样的手法强迫犹太人移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约有四十万名犹太人被迫移民，但还是有四十万名犹太人沦入纳粹统治。
战争爆发，波兰西部另外二百万名犹太人也难逃纳粹魔掌，并且被迫戴上代表特殊身份的标志。东欧地区的犹太人则都被集中到隔离区（犹太区）居住。至于其他遭到纳粹占领的西欧国家中的犹太人，也难逃隔离命运。
犹太人被集中或隔离，财产也会遭有系统地侵占，像是弃置的公寓连同来不及带走的东西都会遭到查封，银行帐号被冻结，流亡者随身携带的贵重物被没收。纳粹党人就连被杀的犹太人都不放过，甚至搜刮屍体上所有可能有用的东西。
犹太人在遭受纳粹对付期间，也曾想尽办法维护生存意义与生命安全。但是由于犹太人零星分散在全欧洲，而且缺乏领导人物，自卫力显得相当薄弱。此外，他们所面对的却又是一部以德国军队为后盾、效率高，又决心“彻底解决犹太问题”的政府机器，让双方的力量有如天壤之别。
纳粹政权除了军事武力，还拥有一种效率十足的工具-盖世太保（Gestapo，即秘密警察）。1939年，纳粹政权在盖世太保之下，成立国家公安署，由Heydrich控制。负责处理“犹太问题”的Adolf Eichmann部门便在国家公安署的管理下，将魔掌伸向纳粹统治区的每个角落。不只是犹太人无法对抗这一部政府机器，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民、政治家、游击队、以及地下组织都无法与之抗衡。
事实上，欺压犹太人的不只是纳粹政权，意识型态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面对纳粹政权，非犹太裔的欧洲人可以选择与纳粹勾结、对抗、或是不予理会（大多数非犹太裔人的选择）。但犹太人就算是选择勾结或屈从，还是会被仇视。
在这种环境中，犹太人只能得到极少数来自邻居个人或社区的援助，因为即使反对纳粹，仇视犹太人的传统，还是让一般人不愿伸出援手。因此，纳粹主义的意识型态、德国政府的本性、受德军控制的地理环境、以及犹太人与其欧洲邻人的历史渊源，织成了一张欧洲犹太人难以逃脱的天罗地网。
犹太区
纳粹政权为了将“犹太病菌”和社会其他部分全面隔离，于是将犹太人拘禁到称为犹太区（ghetto）的特定区域。从历史角度看来，犹太区是东欧犹太人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步向被屠杀命运的过渡期。也就是因为犹太区，纳粹才更有办法将数百万犹太人依序送进死亡集中营。
把犹太人集中隔离在犹太区的想法，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事件后萌芽，而在德军入侵波兰后不到一年时登上高峰。根据估计，当时纳粹占领区中共有两百万犹太人，住在城镇或乡下的犹太人，则通通被迁往大城市中的犹太区。
Heydrich 在1939年9月21日对机动死亡部队军官进行演说时就表示：“将犹太人迁往大城市的决定，乃基于整体治安考量，似乎有必要同时发布命令，严禁犹太人出入某些地区；并基于经济理由，在犹太区实施宵禁”。
犹太区的生活是由一个犹太委员会（Judenrat）负责组织和管理。犹太委员会管理的范围涵盖犹太区的金融、卫生、产业和工艺等等，不过有些工作是委员会主动要求，以便维持犹太社区的整体运作。
犹太区里的日常生活其实相当艰苦，食物完全仰赖德国政权配给，持续不断的饥饿更影响里面每个人的思想行为。另外，尽管每块空地都有人栽种蔬果，黑市交易或靠行贿取得食物的情形相当盛行，新的经济阶级和经济犯罪，也屡见不鲜。
犹太区另一项特色是拥挤。华沙犹太区的面积，只占整个城市面积2.4%，不过里面却住了30%的华沙人口。至于好几个家庭挤在一间公寓里的景象都相当常见。而受到疾病及传染病的影响，犹太区的死亡率也居高不下。
一般而言，有些人在遭受压迫时便会产生自杀念头，但犹太区内并没有这种气氛；相反地，犹太人却表现出坚定的求生意志及绝佳的创意。在每个犹太区内，犹太委员会及居民委员都会公正地推动福利、互助的工作，让人轻而易举的察觉他们想要维护特殊犹太族群的形象。至于犹太会堂在心灵提昇和作为聚会场所两方面，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由于纳粹的压迫，集中营的生活是一项奋力求生的宣言。正如华沙犹太区拉比Isaac Nissenbaum所说：“从前，我们的敌人向我们索讨灵魂，犹太人献出身躯，为崇敬上帝；现在，我们的压迫者索讨犹太人的躯体，因此犹太人有责任抵抗，来保卫自己的生命。
大屠杀
纳粹统治初期，尚未决定以谋杀的方式解决“犹太问题”，但“水晶之夜”事件（Kristallnacht, 9-10/11/1938）爆发后，用激进办法处理“犹太问题”的想法也首度出现。Georing 就表示：“由于最近德国势必被卷入国际冲突中，我们德国人毫无疑问必须率先并优先思考，如何彻底解决境内的犹太人”。几星期后，希特勒也公开恫吓：“如果欧洲内外国际金融界的犹太人，胆敢把德国再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后果将是欧洲犹太人的绝种。”
尽管犹太人遭受的迫害，随着德国入侵波兰而日趋激烈，他们在这段期间还是能离开德国占领区。不过到了1941年2、3月间，纳粹决定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犹太人”作战，也决定灭杀犹太人的原则。
至于杀害犹太人的手段，则有两种主要方式。首先，纳粹利用机动死亡部队杀害驻军附近的犹太人。1941年6月起，驻紮在占领区的德军从就苏联逮捕杀害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名犹太人。另一种手段则是设置死亡集中营来处决远地运来的犹太人。像是查莫诺、奥斯比次、伯肯纳等地，都有类似的营区。而集中营里则设置了伪装成淋浴室的瓦斯室、生火大队、掩埋坑、火葬炉等设施，作为歼灭犹太人的工具。根据估计，大约有四百万犹太人都命丧这些集中营里。为了执行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屠杀，纳粹还在国家公安署总部下，设立了一个行政单位，Adolf Eichmann的部门便设在此单位中。设定遣送集中营人数配额、火车及人员的调度、以及跨国界的协调等工作，都是由这个庞大的官僚网操控。纳粹也发展了一些官僚暗语：“遣入铸模”和“迁居”就是把犹太人送到死亡集中营；“特别待遇”指的则是杀害。不过纳粹也创造了“免于被遣送团体”的概念，让一些犹太委员会工人，或在军工厂等单位工作的犹太人能有一线生机的盼望。
至于被杀的犹太人，都是在突击行动中遭到大批围捕。纳粹党人不是包围一个特定区域，逮捕其中的犹太人，就是以工作令的方式，强行带人，再用火车或卡车将被逮捕的犹太人载往死亡集中营处决。
在这场谋杀行动中，残暴及酷刑随处可见。犹太人被集中到一个地区后，就会遭到挨揍、羞辱、并被恶狗攻击，然后再被塞进挤得水泄不通的卡车，载往集中营。到了目的地，他们还得接受更加残酷的暴行对待。
有两项证词可证明这些暴行：“我们去的地方是特雷部林卡。到了以后，眼罩才可以取下。军营屋顶上站着荷枪实弹的乌克兰人。地面死屍遍野，有些穿着衣服，有些赤裸。脸部因惊恐、害怕而扭曲。身躯黑肿、眼神冷凝、舌头外吐、头颅破碎、屍体扭曲……我们无助地站在那里，觉得无法逃脱死亡得命运。”
另一位波兰人也指出：“载着遭遣送犹太人的火车抵达玻璃工厂。随行的德国人命令犹太人下车，交出所有的钱及贵重物品，并脱光衣服。妇女哭得令人心碎，儿童及老人脱得只剩内衣裤。然后，骇人听闻的是整群人被赶到反坦克战壕，一旁的德军责举着机关枪或冲锋枪扫射。至于想逃的，也都遭到格杀。”
拯救行动
反闪族态度、犹太社区规模、对纳粹党的依赖程度、纳粹党对待俘虏的态度等等，都是决定犹太人是否获救，逃离纳粹魔掌的重要因素。尽管有些人与纳粹勾结，但也有许多人对不齿纳粹暴行，甘冒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而自由世界原本可对纳粹施压，阻挠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不过却都消极以对。
不过在歼灭犹太人的“终极方案”实施前，就有人试图营救犹太人逃离纳粹统治地区。和德国人协商，并以赎金换取释放犹太人就是方法之一。这种办法的第一项协议，起源于犹太代办处在1933年8月和德国政府签署的转移（transfer）协定。这项协定，同意犹太人以出钱购买德国货交换移民巴勒斯坦。1938至1939年冬，双方就以类似协定为基础，谈判交换二十五万犹太人离开德国，但自由世界却未即时筹足金额。
1942年，斯洛伐克的犹太拉比Michael Dov Weissmandel和负责犹太人遣送事宜的Eichmann代表Dieter Wisliceny达成协议。为了交换赎金，数千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遣送行动延后了两年。Weissmandel拉比曾试将“斯洛伐克经验”推广全欧，可惜功败垂成。
1942到1944年，旅居巴勒斯坦的德国人和欧洲犹太人及锡安人交换，约八百名犹太人获救。1944年3月德国占领匈牙利后，Joel Brand 在Adolf Eichmann的指示下，前往伊斯坦堡，与巴勒斯坦犹太人代表团谈判，提议释放“一百万”名以匈牙利籍为主的犹太人，为东线战场上的德军换取物资。谈判耗时费日，大多数匈牙利犹太人却同时已遭遣送到集中营屠杀了。双方也曾在瑞典及瑞士接触，企图在纳粹德国投降前，继续拯救犹太人，却没有任何实质成果。
在纳粹德国侵害犹太人期间，逃跑、偷运、或是躲藏变成营救犹太人主要的方法。大多数营救者是出于根深蒂固的信念及对受害者的同情，甘冒生命危险，为犹太人提供秘密庇护所的人。许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平主义者、以及虔诚的基督徒，都曾参与营救犹太人活动。据估计，大约有十多万名犹太人就是靠这种方法获救。
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非犹太裔人士的营救行动，成果丰硕。驻波尔多的葡萄牙领事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曾违反政府指示，在1940年核发给犹太人数千张入境葡萄牙的许可证。至于最了不起的非犹太裔营救者，莫过于 Raoul Wallenberg，因为他曾救出数万名匈牙利籍犹太人的性命。
犹太人的反抗运动
居住在其他德军占领区的欧洲人，在这场浩劫中则是扮演与德军合作或消极抵抗的角色，不过大多数犹太人选择的自由却遭到完全剥夺。即使那些蓄意勾结德军的犹太人，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不过为了生存，犹太人还是必须奋力一搏，这种求生能力，的确延续了犹太民族的光荣传统。
为延续犹太人自我认同，地下运动便应运而生。尽管遭到明文禁止，他们仍不时举办公共集会及祈祷会，组织通识教育及文化活动，或出版相关书报。这些活动的幕后都是由政治青年运动所主导，他们包括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者，是遣送及大屠杀期间为有组织、持续努力的核心。
遭到逮补的犹太人想要藉由叛乱来逃离德军魔掌的机会微乎其微。犹太人被拘禁在犹太区中，受到严密监控，比其他人更难取得武器。而多数非犹太裔人士的地下活动才刚成型，一般也只有少数人胆敢参加反纳粹的地下活动。就算是在犹太区或单一犹太社区里，也无法预期每一个人都会参加行动，并能逃脱成功。
维护社区福祉的责任，多半落在反抗军领袖的肩上。升起叛乱大旗，即意味着德军致命的反击，甚至是犹太社区的灭亡。如果放弃叛乱的想法，就还有一线生存希望。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期望德军战败时能有人幸存。就是这个想法，使拜亚里斯脱克犹太区的反抗军领袖Mordecai Tenenbaum Tamaroff（1916-1943）在1943年2月大规模“行动”持续前夕，决定放弃发动叛乱。
尽管如此，德国对犹太人滴水不漏的封锁，还是让犹太人获救的希望很快就幻灭。1942年冬天，叛乱的想法再度浮现。这一次大家都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态度。当时参与这项行动的一名义士就说：“我们的命运早已注定，我们只能选择死亡的方式”。另一名维尔纳犹太区的地下活动指挥官，同时也是诗人的Abba Kovner曾在1945年说：“我们想活在他们的记忆里。”
与其他国家相较，犹太人实际起义的次数相当可观，比较著名的有华沙起义、以及拜亚里斯脱克纳尔可夫、贝德辛等地的起义。1943年，特雷部林卡和索比伯的死亡集中营，甚至也传出起义事件。几百名被迫焚烧屍体、负责分捡死者衣物的犹太人叛乱成功，进而逃出集中营区。另有几处劳工营也发生类似的事件。起初，这些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但仍表现出猷太人对抗逆境的英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