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吏治，惩治腐败
诛灭霍氏集团后，拔除了危乱国家的祸根，为进一步削弱权臣的势力，保证汉王朝的政令畅通，宣帝开始大力整饬吏治。
在中央，调整内、外朝关系。宣帝亲自过问政事，省去了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宣帝规定做丞相的 人既要有学识，能为皇帝出谋划策，敢于决断，又要有治国经验，而且政绩突出。
在地方，重视地方长吏的选任。汉宣帝充分认识到，选好郡国守相是搞好吏治的关键。汉代郡国守相不仅管辖范围广阔，而且在治区内大 凡经济、政治、军事、民政、财政、司法、治安、教育、选举，都在其掌握之中。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 家的治乱兴衰。
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守相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 的大问题。对下，涉及能否正确指导和督责县级官吏的工作；对上，事关能否帮助皇帝与中央官吏了解下情，为制定政策，选拔考核官吏，提 供可靠依据，从而保证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郡国守相在安定百姓，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县令虽然与民的关系更为亲密一些，但其管辖地区小，影响 了不大。在太守专郡的汉代，“县令听命，反如其臣”。郡县治理的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守相。事实上，宣帝即位时，郡国守相很少有称 职的，所以，培养和选拔大批“良二千石”就尤为必要。
正因为上述原因，汉宣帝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询问治国安邦之术。如著名 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一例：“渤海左右郡饥荒，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为了考核 龚遂的才能，宣帝亲自召见，策问治渤海之术。当宣帝确信龚遂的才干后，便任命他为渤海太守，让其赴任，并给与他“一切便宜行事”的权 力。龚遂果然不负众望，在他的治理下，将那些武装反抗地主压迫的农民从“盗贼”中区别开来，不到几年时间，“军中翕然，盗贼亦皆罢” “民安土乐业”。
汉宣帝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宣帝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不定期 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后来，又继续实行自汉武帝以来，派刺史考察郡国守相的制度。
每年年终，郡国上计吏都要带计薄赴京。宣帝针对武帝后期以来上计不实，计薄形如虚文的情况给予严格纠正，令相关官员核查计薄。对 真伪相乱者，严加处罚。根据考核结果，宣帝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因政绩 突出而受到奖励的官员很多，如杜延年、黄霸、朱邑、召信臣等人，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相反，对那些 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宣帝则毫不手软，严惩不贷。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宣帝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 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的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宣帝没有同意，派使者“召 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由于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因而宣帝整顿吏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良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整个西汉时代的良吏，以汉宣帝时为最多。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 威并施，为政宽简。其统治往往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得到时人的好评。“循吏”是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 的官吏。
其次，整顿吏治形成的奖励机制，促进了官吏素质的提高，优化了官吏队伍的结构，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高效的运转。宣帝时有不 少官吏，刚做官时文化素养并不高，由于皇帝的提倡和仕途的需要，往往在政务之余，拜师或自学儒学。如邴吉出身小吏，后学《诗》《礼》 ，皆通大义；黄霸为吏后，在狱中从夏侯胜学《尚书》等等。宣帝时历任丞相的素质，无论学识，能力，治绩，都大大优于武帝、昭帝时期。 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决策，举荐考核官吏，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从而彻底改变了武昭时期丞相无所作为的局面。还有许多 官吏，或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再次，整顿吏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就了中兴大业。整顿后的郡国守相多由良吏担任。他们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推行休养 生息政策，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当然，宣帝时的吏治仍有不少弊端。有些官吏执法不公，草菅人命；敲诈勒索，繁兴徭役；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应付差事，敷衍塞责等 等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官吏虽无大过，但平庸无能，不称其职。就连宣帝本人在执行中也带有较大的感情色彩，出现了冤案，错案，以及后 期重用宦官等。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宣帝整顿吏治是成功的，是应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