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会议，整理经典
宣帝继昭帝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自汉武帝独尊 儒术以后，儒家经书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法典的性质。但是，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家经书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开这次大讨论。萧望 之等大臣参加评论，汉宣帝亲临会场，随时对争论问题作出裁决。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原属民间的学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 《春秋》也进入官学。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调整政策，发展经济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昭帝、霍光和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 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整顿官营，调整工商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 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 “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 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 生息”。
轻徭薄赋，劝民农桑
汉宣帝继续奉行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对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抚恤更多。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后 又对遭受旱灾、地震、残疾的地区，都免除三年的租赋。五凤三年（前55年），诏令减天下口钱。甘露三年(前52年），令减收算赋钱，1算减 30钱。甘露三年（前51年），又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宣帝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大司农中丞耿寿昌 建议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足以供给京师所用，可以减省关东多一半的漕卒。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使漕运力役大 省。
为了减轻农民转漕和徭役不息之苦，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宣帝还有计划地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地节、元康年间（前69年—前 61年），赵冲国击破先零羌，乃罢骑兵，留步兵屯田，这样就可以满足击羌“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之需。
抚恤流民，抑制兼并
昭宣继武帝之后，“百姓流离”的状况一直未见好转。这是导致统治秩序不稳的社会因素，汉朝统治者无一例外的对它倍加重视。汉武帝 晚年所表示的忏悔，就是这股可以“覆舟”的潜在力量冲击的结果。作为继承大统的昭、宣两朝皇帝，也诚惶诚恐，并寻求各种解决的途径。
昭帝时，对贫民多次实行赈济的办法，重在安抚。或派官员救济，或借给粮食和粮种，甚至在元凤三年（前78年），又将荥阳的中牟苑分 给贫民耕种。
宣帝时期，对流民的抚恤措施更加具体化。如地节三年（前71年）十月，诏令：凡回归原籍的流民，由政府分给公田耕种；借给粮食及粮 种；免除纳算赋和徭役等。这是自武帝以来，抚恤流民条件最优惠、措施最具体的一项诏令。
在抚恤贫民的同时，宣帝还极力制止土地兼并：一是迁豪。汉代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因而引起官僚、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的大肆兼并，出 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宣帝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 地或充为公田，或假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二是假民公田。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 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据记载，宣帝曾先后四次颁布这样的诏令。
软硬兼施，建功边事
汉宣帝时，汉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则软硬皆施。汉宣帝派兵击灭西羌，袭破车师，进一步加强汉朝对西域的影响。与此同时，随之 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发生内乱，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三年（前 51年）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称臣，成了汉朝的藩属，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