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署名作梁??超，字卓如、宏猷、任甫，别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潮居都茶坑乡人，人称梁新会，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新法学家、书法家、词汇发明家及名誉国际的国学大师。
梁启超在青年时期曾经与老师康有为合作进行戊戌变法，事败后出逃日本，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先后担任司法总长、币制局长等职务，之后对袁世凯称帝不满，与蔡锷密谋发动护国运动倒袁。还有对张勋复辟等进行严词抨击，以及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担任财政总长兼任盐务总署督办。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家族背景
天祖梁流嵩，世族儒学，务农。
高祖梁上悦，字光桓，号毅轩。1755年生，世族儒学，务农。
曾祖梁炳昆，字饶裕，号寅斋。1782年生，世族儒学，务农。
祖父梁维清（1815年—1892年），号镜泉，清末秀才。
祖母黎氏（1817年—1873年），系广西提督、武探花黎大刚之女。
父亲梁宝瑛（1849年—1916年），号莲涧，清末秀才，因屡试不第，在乡教书。
母亲为赵氏（1852年—1887年），三江人。
幼年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6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具茶坑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祖父和父亲虽都曾参与乡政，但家庭贫困，甚至曾遗失梁氏的族谱。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祖父梁维清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还让他熟读《史记》、《纲鉴易知录》等。其父梁宝瑛考秀才屡试不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宏猷则好读书，聪颖过人，被誉为“神童”，“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九岁入读新会城周醒吾塾馆，师从秀才李兆镜，很快达到童试的水平。
参与县试
年（光绪八年初），梁启超 9 岁时到新会县衙参加县试，在考场中第一个交卷，主考官彭君榖知县取试卷一看，拍案叫好，经过复试、面试之后，传他到县衙单独接见，更为其打开麒麟门进入县衙。梁启超对知县提出的问题均对答如流，显得才华出众，因此取为第一名。县试之后四个月，梁启超到省城参加府试，轻而易举得到第一名，成为案首。光绪十年（1884年10月），到省城参加院试，又中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成为秀才。
正式求学
年（光绪十一年），12岁的梁启超补博士弟子后，先在广州吕拔湖大馆求学，翌年到佛山陈梅坪那里学习训诂学。从此，对训诂学极为酷爱，逐渐对八股文产生厌弃。
年（光绪十三年），14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入读当时广东最高的学府学海堂，家境清贫、刻苦攻读的梁启超“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因而获得奖学金。奖学金除用作日常花费外，剩余的钱用于购买各种书籍。在学海堂学习期间，他结识了麦孟华、曾刚甫等人，互相切磋学问。同时又到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旁听学习，广纳众家之所学。
乡试中举
年8月（光绪十五年七月），16岁的梁启超与姑表兄谭镳在广州参加乡试，正考官为内阁学士李端棻，副主考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试后，梁启超、谭镳分别中第八、第九名举人。李端棻非常欣赏梁的才华、见识及胆略。王仁堪亦深感人才难得，想将梁招赘入婿，未及开口，李端棻请王仁堪作媒，想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并派人到新会将梁宝瑛接来广州，梁宝瑛爽快答应这门亲事。
中举后，梁启超回到新会东甲乡祖祠拜谢祖先，庆祝一番。尔后，即到广州学海堂刻苦攻读，准备入京会试。
会试落第
年（光绪十六年春），由李端棻资助旅费，父亲陪同下入京，住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新会会馆，参加考试。因朝中守旧势力排斥新思潮，不中落第。
梁启超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寰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八月，继续在学海堂研读，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好友麦孟华得知此事后，介绍梁找陈千秋。梁从陈口中得知康有为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要求陈尽快引荐。见面后，康向梁痛陈朝廷腐败及向西方救国救民之理。梁听后深感自己知识浅薄，即拜康先生为师。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梁启超、陈千秋的邀请下，康有为创设万木草堂，梁、陈二人充任学长，成为学生首领。与此同时，又与韩云台在广州卫边街设立学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更与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及镇海楼的学生广为联系，结交朋友数百人。万木草堂培养的学生，日后成为维新变法的骨干。
入赘完婚
光绪十七年九月，梁启超收到李端棻的来信，催其速入京完婚。但因家境清贫，无钱娶亲，父亲要求他惟有按照入赘的方法，由女家张罗费用，免除男方的负担。梁乘船北上入京，婚礼由李端棻主办，他特意邀请当朝有维新思想的达官贵人，包括有户部尚书翁同龢、散馆授编修徐致靖、翰林院编修文廷式、刑部主事杨深秀等人。婚后，梁日夜准备课业，力争金榜题名。翌年春，梁第二次参加会试，因在策论中痛陈时弊，大谈变法，令守旧派官员无法接受。因此，未予录取。当年夏天，梁启超夫妇带着陪嫁丫鬟王桂荃回到了新会。光绪十九年二月廿八，李氏生下长女令娴，取学名思顺，纪念母亲生于顺天府。
协助康有为着书立说
梁启超将妻女安顿于家乡后，随即带着胞弟梁启勋到广州入读万木草堂，并协助康有为着书立说，作改革之理论准备。此时，梁更专心研读江南制造局所译之西书，并学习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期刊，努力思索救国良策，酝酿改革方法。光绪十八年除夕，梁致函张之洞之幕僚汪康年，信中指出中国应以大兴铁路为主，建议张之洞修筑南北干线，允许私人修筑支线接入，形成铁路网，即可转弱为强。这是梁启超提出的首个改革方案。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设会试恩科。新年过后，梁启超携妻女及王桂荃起程北上，与康有为会合。二月十二日乘火车抵京，将妻女送往李府，自己则住粉房琉璃街新会邑馆。梁在北京广交朋友，与夏曾佑、曾广钧、盛伯熙、张謇等京官互相联络，大力向翁同龢、李鸿章等高官宣传康有为著作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令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飓风，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顽固守旧派官员弹劾康有为。梁得知此事，四处奔走，为其说情。由于梁启超与朋友多方活动，惩办康有为的气氛稍趋缓和。甲午战争爆发后，十月初六，梁启超护送妻女离开北京，走难到妻子家乡贵州。一切安排妥当后，去桂林与康有为见面，师生两人相约再度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1895年3月8日），梁启超与康有为乘船离开广州北上。三月廿一抵京，得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在北京应试的公车孝廉举人群情激愤。梁奉康之命，相继联合各省孝廉数百人分批发起上书，企图阻止签订和约。上书后朝廷不答复，举人们更加义愤填膺，兵部尚书孙毓汶更派人到各省会馆造谣恐吓举人，阻止上书。于是康有为连夜起草、由梁启超修改的《上今上皇帝书》万言书，于四月初八在松筠庵聚集近一千三百名举人，包括徐世昌、袁世凯等官员，纷纷在万言书签名。四月初十，以康、梁率领数百名举人，依汉代孝廉惯例，乘着公家车辆，首尾相连五里，开往都察院上书。朝廷恐防人心汹涌澎湃，局势有变，提前于四月初八批准和约，都察院以皇帝盖玺批准和约为由，拒绝接受上书。上书过后，康、梁即参加会试，结果，康因“带头闹事”从第八名降为二甲四十八名。梁启超写的文章文笔优美，议论酣畅，副主考李文田过目后大加赞赏，决定录取。但主考徐桐以广东举人考卷中“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为由，故意弃而不取。虽然朝廷拒绝上书，但此事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梁二人亦开始成为全国性知名的政治领袖人物。公车上书亦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端。
以上为通常说法，史称“公车上书”。这件事，大多是根据康有为所着的《公车上书记》一文为本，未经质证。但是，姜鸣、茅海建根据第一手档案材料，论证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姜鸣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茅海建的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学术界为此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维新救亡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廿七，梁启超根据康有为办报馆，开学会的构想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创办《万国公报》，制造舆论宣传维新，报名与上海广学会所编的《万国公报》相同，以便推广。当时广学会总干事英国人李提摩太亦参与其中，主张用西方模式改革中国政治、经济及教育。梁更兼任其中文秘书，受李之影响颇大。开报两个月后，发行量增三倍，影响巨大。后根据李建议，为与《万国公报》区别，改名为《中外纪闻》，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该刊以编译外电西报和刊载上谕奏章为主要内容。同时梁启超和康有为参与起草《强学会序》，初步打开士大夫闭塞的思想。维新派的活动后来引起保守派的恐惧，保守派官员徐桐、褚成博、杨崇伊等以“私人堂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光绪帝。光绪皇帝于十二月初六严禁强学会议论时政，将之改为直隶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强学会等于被解散，《中外纪闻》被逼停刊。
强学会解散后，梁启超得知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报馆。不久，应汪与黄遵宪之邀携胞弟到上海，筹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报纸创刊，梁启超任总主编述，以宣传“变法图存”。同时在上海结识了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与胞弟一起学习拉丁文。在马相伯那里，又结识大批如徐建寅、盛宣怀、严复等社会名流。同时与谭嗣同、吴嘉瑞等人联系密切。是年秋，梁启超在上海定居后，接回妻女及王桂荃，十月回新会探亲，又到澳门与康广仁筹办《知新报》。当时，出使外国的大臣伍廷芳曾奏请皇帝派梁启超为参赞，梁答应后又坚辞不就，专任报事。十二月十六，梁被张之洞邀请到武昌，张更破例为其大开中门迎接，欲招其入幕，给银一千二百两，梁婉辞不就，决心通过报纸唤醒民众。撰写《变法通议》《西政丛书》等五十多篇文章在报上连续发表，均为当时闻所未闻的论断，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1897年10月6日），梁启超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以孔子的“三世说”、严复的进化论及欧美诸国历史进程说明，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必经“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最终变为“君民共立”之世，为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尔后，又发表了《知耻学会叙》，深刻揭露官商士兵民等种种无耻的行为。张之洞读后感到不满，大骂梁启超狂妄荒谬。即通过汪康年向梁施压，抑制其言论，删减其发表之文章。此后，黄遵宪与汪康年发生分歧，受到汪的排挤，被调职到湖南。黄认为梁是旷世奇才，邀请梁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梁启超告别家人，与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来到长沙，制订《时务学堂学约》，当时学生中有蔡锷、李炳寰等人。梁每日讲课四小时，夜则批改学生札记。当时，梁与谭嗣同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禁书数万册，加以案语，秘密散布，传播革命思想，令学生思想更趋激进，全湘哗然。因此，梁遭到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叶德辉、宾凤阳等守旧派打击，令梁大病几死，回沪治病。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1898年），梁启超乘招商局立邨轮返回上海。到沪后病情尚未痊愈，因康有为在北京办保国会急需助手。二月，梁在康广仁陪同下进京，协助康有为推动变法。三月廿二，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以“保国 ”“保种 ”“保教”为宗旨。保国，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种，即“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教，即“保圣教之不失”。保国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变法、外交、经济等方面，希望能够协助光绪帝治理国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政党雏形。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组织相继在北京出现，入会者颇踊跃，变法的声浪日益走向高潮。守旧派官员洪嘉与、潘庆澜等相继出面攻击，指责其“揽权生事”、造成国家分裂、“形同叛逆”。此后，保国会不得不停止活动，名存实亡。
闰三月，梁启超联合举人百馀人，连署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废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总理衙门均不代奏。当时，在京举人万馀人，皆于八股性命相依，对梁此举“嫉如不共戴天之仇”。四月初，梁启超得知光绪帝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欲大力推行新政，觉得中国有了希望，深感皇上圣明。随即代徐致靖、杨深秀各起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论守旧开新的宗旨，不可骑墙模棱”，请求光绪帝正式实施新政。四月廿三(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改革决心，变法自此开始。
变法开始五天后，光绪召见康有为，即请梁启超起草《请废八股折》，废八股改试策论，遭到守旧派官员刚毅及八股士子们反对，欲刺杀梁，梁“笑而不避”。五月十五（1898年7月3日），在翁同龢等人推荐下，光绪召见梁启超。按当时成例，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召见，梁以一介布衣觐见皇帝，为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召见时，因梁不会讲北京话，光绪帝亦听不懂他的新会口音。满腹经纶，如鲠在喉，情急之下将《变法通议》呈上，仅授赏六品(衔)顶戴，未得光绪帝重用，敕其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在变法步骤策略上，康有为根据日本明治维新经验以主张循序渐进方式进行。可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极力反对温和主义，认为中国“积弊疲玩”，主张以雷霆万钧之手段打破局面。变法急于求成，缺乏必要的计划与策略，造成一片混乱。
七月十三日，康有为奏请开制度局于宫中，准备取代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的权力，朝野上下极为恐慌，誓死反对，纷纷要求慈禧太后、光绪帝驳回康有为的提案。十六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游历日本诸国，以考察各国情况。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光绪大怒，于十九日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六堂官革职，是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慈禧认为处分过重，反对光绪的做法。翌日，光绪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七月廿八，光绪拟开懋勤殿代替军机处，准备召梁启超、李端棻等人共议新政。当天，光绪赴颐和园请求慈禧批准，遭到扣押。翌日，密诏康有为速筹营救之策。八月初一，光绪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赏以郎候补，意图拉拢。翌日，在慈禧的要求下，光绪下密诏命康有为速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翌日清晨，康有为接到密诏后，召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讨对策。谭嗣同提出以武装夺权方法，请袁世凯举兵勤王，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梁启超、康广仁都认为袁世凯为人狡狯信不过。但康有为、谭嗣同觉得别无他法，惟有兵行险着。晚上，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科斯以起兵勤王，但袁不合作，后来到天津向荣禄告密。八月初四(1898年9月19日)晨，康、梁等人得知消息后，梁启超欲请在京的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出面拯救光绪帝，但李到了北戴河避暑，找伊藤亦未成功。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尽快出走。八月初五(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急忙坐火车到天津。八月初六(9月21日)下午，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百日)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逃亡日本
梁启超进入日本使馆后，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请求保护，林权助将消息报告伊藤博文，当时日本正在华寻找亲日势力，伊藤考虑维新派亲日的倾向，觉得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使人佩服，是中国最珍贵的灵魂”，决定让梁逃亡日本。八月初十，林权助将梁化装成猎人交给领事郑永昌，到正阳门火车站登上往天津的火车，抵津后，梁启超发现王修植在跟踪，急忙跳入帆船，经白河逃到塘沽，驶往日本军舰“大岛号”。王修植乘坐汽艇追赶，王修植同情梁启超，有意驶向日本商船，故意放走梁。翌日，王照亦被使馆送来“大岛号”，“大岛号”在塘沽停泊十余日后，直到奉命换防时才启航。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梁启超抵达日本，初居东京牛込区高桥琢也的房子。因景仰吉田松阴及高杉晋作，化名吉田晋。梁为安全起见，只与大隈重信内阁官员犬养毅、平山周等人会面，并要求日本政府设法营救光绪，归政皇上。大隈见当时大局已定，不答应其要求。九月十一，康有为在宫崎寅藏的帮助下来到神户。师生两人重逢后，梁从康口中获悉在上海的妻女受到英国人保护，新会的家人亦受到知县陈伯谦暗中保护。尔后梁宝瑛携家眷避居澳门，妻女亦由麦孟华接至澳门。随后孙中山、陈少白想与康、梁见面，但康有为称不与革命党往还，借故不见。不久，梁在宫崎介绍下，到早稻田大学与孙、陈会谈。这是孙、梁初次相识，双方各抒己见，讨论合作事宜。十一月十一，梁启超在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及其弟冯紫珊资助下创办《清议报》。创刊后，陆续刊载《少年中国说》《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六君子传》等文章，攻击专制朝廷，宣传反满，号召爱国救亡，鼓吹民权自由等。《清议报》行销海内外，梁启超声名大噪，声望与日俱增。
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等过从甚密，商谈合作排满事宜，为适应联合行动需要，梁启超在镰仓江之岛金龟楼与梁启田、罗孝高共十三人组成“梁党”。又介绍章炳麟、唐才常等人与孙中山结识。又与麦孟华妹夫罗孝高前往神奈川县箱根环翠楼，学习日文，在此阅读大量日本书籍，认为中国青年树立独立、自由、自强的精神，必须从教育入手。因此疾呼“我国之人有志新学者，应努力学习日文”。光绪二十五年七月，梁启超在横滨华侨商人郑应儒等人支持下，在东京创立大同高等学校，并自任校长。学生大多来自横滨大同学校及上海南洋公学，讲授社会契约论关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及英、法革命与日文等课，又创立横滨同文学校，为中国培养人才。梁启超与孙中山为了合作两人多互通书信，如有对孙中山曰“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 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
是年秋，李蕙仙、梁令娴和王桂荃在梁宝瑛护送下来到日本，化名蕙仙子、吉田静子住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安顿。并书信孙中山曰“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日八点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畅馔，本当趋陪，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能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衢云同谈尤妙”。梁启超在横滨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后，又与13位师兄弟给老师写信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劝康有为退休书。意为成立共和政体，推举光绪皇帝为总统。康有为收到劝退书后怒不可遏，即派叶觉迈携钱到日本，勒令梁赶往夏威夷办理保皇会分会及筹集起兵勤王事宜，梁启超仍无勇气与老师决裂，只好听其安排，借用朋友柏原文太郎的身份在伊藤博文的资助下，十一月十七离开日本。
梁启超在青年时期曾经与老师康有为合作进行戊戌变法，事败后出逃日本，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先后担任司法总长、币制局长等职务，之后对袁世凯称帝不满，与蔡锷密谋发动护国运动倒袁。还有对张勋复辟等进行严词抨击，以及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担任财政总长兼任盐务总署督办。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家族背景
天祖梁流嵩，世族儒学，务农。
高祖梁上悦，字光桓，号毅轩。1755年生，世族儒学，务农。
曾祖梁炳昆，字饶裕，号寅斋。1782年生，世族儒学，务农。
祖父梁维清（1815年—1892年），号镜泉，清末秀才。
祖母黎氏（1817年—1873年），系广西提督、武探花黎大刚之女。
父亲梁宝瑛（1849年—1916年），号莲涧，清末秀才，因屡试不第，在乡教书。
母亲为赵氏（1852年—1887年），三江人。
幼年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6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具茶坑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祖父和父亲虽都曾参与乡政，但家庭贫困，甚至曾遗失梁氏的族谱。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祖父梁维清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还让他熟读《史记》、《纲鉴易知录》等。其父梁宝瑛考秀才屡试不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宏猷则好读书，聪颖过人，被誉为“神童”，“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九岁入读新会城周醒吾塾馆，师从秀才李兆镜，很快达到童试的水平。
参与县试
年（光绪八年初），梁启超 9 岁时到新会县衙参加县试，在考场中第一个交卷，主考官彭君榖知县取试卷一看，拍案叫好，经过复试、面试之后，传他到县衙单独接见，更为其打开麒麟门进入县衙。梁启超对知县提出的问题均对答如流，显得才华出众，因此取为第一名。县试之后四个月，梁启超到省城参加府试，轻而易举得到第一名，成为案首。光绪十年（1884年10月），到省城参加院试，又中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成为秀才。
正式求学
年（光绪十一年），12岁的梁启超补博士弟子后，先在广州吕拔湖大馆求学，翌年到佛山陈梅坪那里学习训诂学。从此，对训诂学极为酷爱，逐渐对八股文产生厌弃。
年（光绪十三年），14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入读当时广东最高的学府学海堂，家境清贫、刻苦攻读的梁启超“季课大考，四季皆第一”，因而获得奖学金。奖学金除用作日常花费外，剩余的钱用于购买各种书籍。在学海堂学习期间，他结识了麦孟华、曾刚甫等人，互相切磋学问。同时又到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旁听学习，广纳众家之所学。
乡试中举
年8月（光绪十五年七月），16岁的梁启超与姑表兄谭镳在广州参加乡试，正考官为内阁学士李端棻，副主考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试后，梁启超、谭镳分别中第八、第九名举人。李端棻非常欣赏梁的才华、见识及胆略。王仁堪亦深感人才难得，想将梁招赘入婿，未及开口，李端棻请王仁堪作媒，想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并派人到新会将梁宝瑛接来广州，梁宝瑛爽快答应这门亲事。
中举后，梁启超回到新会东甲乡祖祠拜谢祖先，庆祝一番。尔后，即到广州学海堂刻苦攻读，准备入京会试。
会试落第
年（光绪十六年春），由李端棻资助旅费，父亲陪同下入京，住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新会会馆，参加考试。因朝中守旧势力排斥新思潮，不中落第。
梁启超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寰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八月，继续在学海堂研读，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好友麦孟华得知此事后，介绍梁找陈千秋。梁从陈口中得知康有为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要求陈尽快引荐。见面后，康向梁痛陈朝廷腐败及向西方救国救民之理。梁听后深感自己知识浅薄，即拜康先生为师。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梁启超、陈千秋的邀请下，康有为创设万木草堂，梁、陈二人充任学长，成为学生首领。与此同时，又与韩云台在广州卫边街设立学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更与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及镇海楼的学生广为联系，结交朋友数百人。万木草堂培养的学生，日后成为维新变法的骨干。
入赘完婚
光绪十七年九月，梁启超收到李端棻的来信，催其速入京完婚。但因家境清贫，无钱娶亲，父亲要求他惟有按照入赘的方法，由女家张罗费用，免除男方的负担。梁乘船北上入京，婚礼由李端棻主办，他特意邀请当朝有维新思想的达官贵人，包括有户部尚书翁同龢、散馆授编修徐致靖、翰林院编修文廷式、刑部主事杨深秀等人。婚后，梁日夜准备课业，力争金榜题名。翌年春，梁第二次参加会试，因在策论中痛陈时弊，大谈变法，令守旧派官员无法接受。因此，未予录取。当年夏天，梁启超夫妇带着陪嫁丫鬟王桂荃回到了新会。光绪十九年二月廿八，李氏生下长女令娴，取学名思顺，纪念母亲生于顺天府。
协助康有为着书立说
梁启超将妻女安顿于家乡后，随即带着胞弟梁启勋到广州入读万木草堂，并协助康有为着书立说，作改革之理论准备。此时，梁更专心研读江南制造局所译之西书，并学习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期刊，努力思索救国良策，酝酿改革方法。光绪十八年除夕，梁致函张之洞之幕僚汪康年，信中指出中国应以大兴铁路为主，建议张之洞修筑南北干线，允许私人修筑支线接入，形成铁路网，即可转弱为强。这是梁启超提出的首个改革方案。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设会试恩科。新年过后，梁启超携妻女及王桂荃起程北上，与康有为会合。二月十二日乘火车抵京，将妻女送往李府，自己则住粉房琉璃街新会邑馆。梁在北京广交朋友，与夏曾佑、曾广钧、盛伯熙、张謇等京官互相联络，大力向翁同龢、李鸿章等高官宣传康有为著作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令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飓风，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顽固守旧派官员弹劾康有为。梁得知此事，四处奔走，为其说情。由于梁启超与朋友多方活动，惩办康有为的气氛稍趋缓和。甲午战争爆发后，十月初六，梁启超护送妻女离开北京，走难到妻子家乡贵州。一切安排妥当后，去桂林与康有为见面，师生两人相约再度入京参加乙未科会试。
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二（1895年3月8日），梁启超与康有为乘船离开广州北上。三月廿一抵京，得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在北京应试的公车孝廉举人群情激愤。梁奉康之命，相继联合各省孝廉数百人分批发起上书，企图阻止签订和约。上书后朝廷不答复，举人们更加义愤填膺，兵部尚书孙毓汶更派人到各省会馆造谣恐吓举人，阻止上书。于是康有为连夜起草、由梁启超修改的《上今上皇帝书》万言书，于四月初八在松筠庵聚集近一千三百名举人，包括徐世昌、袁世凯等官员，纷纷在万言书签名。四月初十，以康、梁率领数百名举人，依汉代孝廉惯例，乘着公家车辆，首尾相连五里，开往都察院上书。朝廷恐防人心汹涌澎湃，局势有变，提前于四月初八批准和约，都察院以皇帝盖玺批准和约为由，拒绝接受上书。上书过后，康、梁即参加会试，结果，康因“带头闹事”从第八名降为二甲四十八名。梁启超写的文章文笔优美，议论酣畅，副主考李文田过目后大加赞赏，决定录取。但主考徐桐以广东举人考卷中“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为由，故意弃而不取。虽然朝廷拒绝上书，但此事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梁二人亦开始成为全国性知名的政治领袖人物。公车上书亦被认为是中国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端。
以上为通常说法，史称“公车上书”。这件事，大多是根据康有为所着的《公车上书记》一文为本，未经质证。但是，姜鸣、茅海建根据第一手档案材料，论证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姜鸣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茅海建的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学术界为此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维新救亡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廿七，梁启超根据康有为办报馆，开学会的构想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创办《万国公报》，制造舆论宣传维新，报名与上海广学会所编的《万国公报》相同，以便推广。当时广学会总干事英国人李提摩太亦参与其中，主张用西方模式改革中国政治、经济及教育。梁更兼任其中文秘书，受李之影响颇大。开报两个月后，发行量增三倍，影响巨大。后根据李建议，为与《万国公报》区别，改名为《中外纪闻》，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该刊以编译外电西报和刊载上谕奏章为主要内容。同时梁启超和康有为参与起草《强学会序》，初步打开士大夫闭塞的思想。维新派的活动后来引起保守派的恐惧，保守派官员徐桐、褚成博、杨崇伊等以“私人堂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上奏光绪帝。光绪皇帝于十二月初六严禁强学会议论时政，将之改为直隶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强学会等于被解散，《中外纪闻》被逼停刊。
强学会解散后，梁启超得知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报馆。不久，应汪与黄遵宪之邀携胞弟到上海，筹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报纸创刊，梁启超任总主编述，以宣传“变法图存”。同时在上海结识了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与胞弟一起学习拉丁文。在马相伯那里，又结识大批如徐建寅、盛宣怀、严复等社会名流。同时与谭嗣同、吴嘉瑞等人联系密切。是年秋，梁启超在上海定居后，接回妻女及王桂荃，十月回新会探亲，又到澳门与康广仁筹办《知新报》。当时，出使外国的大臣伍廷芳曾奏请皇帝派梁启超为参赞，梁答应后又坚辞不就，专任报事。十二月十六，梁被张之洞邀请到武昌，张更破例为其大开中门迎接，欲招其入幕，给银一千二百两，梁婉辞不就，决心通过报纸唤醒民众。撰写《变法通议》《西政丛书》等五十多篇文章在报上连续发表，均为当时闻所未闻的论断，对当时社会影响极大。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1897年10月6日），梁启超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以孔子的“三世说”、严复的进化论及欧美诸国历史进程说明，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必经“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最终变为“君民共立”之世，为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尔后，又发表了《知耻学会叙》，深刻揭露官商士兵民等种种无耻的行为。张之洞读后感到不满，大骂梁启超狂妄荒谬。即通过汪康年向梁施压，抑制其言论，删减其发表之文章。此后，黄遵宪与汪康年发生分歧，受到汪的排挤，被调职到湖南。黄认为梁是旷世奇才，邀请梁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梁启超告别家人，与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来到长沙，制订《时务学堂学约》，当时学生中有蔡锷、李炳寰等人。梁每日讲课四小时，夜则批改学生札记。当时，梁与谭嗣同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禁书数万册，加以案语，秘密散布，传播革命思想，令学生思想更趋激进，全湘哗然。因此，梁遭到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叶德辉、宾凤阳等守旧派打击，令梁大病几死，回沪治病。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1898年），梁启超乘招商局立邨轮返回上海。到沪后病情尚未痊愈，因康有为在北京办保国会急需助手。二月，梁在康广仁陪同下进京，协助康有为推动变法。三月廿二，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以“保国 ”“保种 ”“保教”为宗旨。保国，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种，即“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教，即“保圣教之不失”。保国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变法、外交、经济等方面，希望能够协助光绪帝治理国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政党雏形。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组织相继在北京出现，入会者颇踊跃，变法的声浪日益走向高潮。守旧派官员洪嘉与、潘庆澜等相继出面攻击，指责其“揽权生事”、造成国家分裂、“形同叛逆”。此后，保国会不得不停止活动，名存实亡。
闰三月，梁启超联合举人百馀人，连署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废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总理衙门均不代奏。当时，在京举人万馀人，皆于八股性命相依，对梁此举“嫉如不共戴天之仇”。四月初，梁启超得知光绪帝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欲大力推行新政，觉得中国有了希望，深感皇上圣明。随即代徐致靖、杨深秀各起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论守旧开新的宗旨，不可骑墙模棱”，请求光绪帝正式实施新政。四月廿三(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改革决心，变法自此开始。
变法开始五天后，光绪召见康有为，即请梁启超起草《请废八股折》，废八股改试策论，遭到守旧派官员刚毅及八股士子们反对，欲刺杀梁，梁“笑而不避”。五月十五（1898年7月3日），在翁同龢等人推荐下，光绪召见梁启超。按当时成例，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召见，梁以一介布衣觐见皇帝，为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召见时，因梁不会讲北京话，光绪帝亦听不懂他的新会口音。满腹经纶，如鲠在喉，情急之下将《变法通议》呈上，仅授赏六品(衔)顶戴，未得光绪帝重用，敕其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在变法步骤策略上，康有为根据日本明治维新经验以主张循序渐进方式进行。可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极力反对温和主义，认为中国“积弊疲玩”，主张以雷霆万钧之手段打破局面。变法急于求成，缺乏必要的计划与策略，造成一片混乱。
七月十三日，康有为奏请开制度局于宫中，准备取代总理衙门及军机大臣的权力，朝野上下极为恐慌，誓死反对，纷纷要求慈禧太后、光绪帝驳回康有为的提案。十六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游历日本诸国，以考察各国情况。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光绪大怒，于十九日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六堂官革职，是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事，慈禧认为处分过重，反对光绪的做法。翌日，光绪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七月廿八，光绪拟开懋勤殿代替军机处，准备召梁启超、李端棻等人共议新政。当天，光绪赴颐和园请求慈禧批准，遭到扣押。翌日，密诏康有为速筹营救之策。八月初一，光绪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赏以郎候补，意图拉拢。翌日，在慈禧的要求下，光绪下密诏命康有为速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翌日清晨，康有为接到密诏后，召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讨对策。谭嗣同提出以武装夺权方法，请袁世凯举兵勤王，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梁启超、康广仁都认为袁世凯为人狡狯信不过。但康有为、谭嗣同觉得别无他法，惟有兵行险着。晚上，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科斯以起兵勤王，但袁不合作，后来到天津向荣禄告密。八月初四(1898年9月19日)晨，康、梁等人得知消息后，梁启超欲请在京的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出面拯救光绪帝，但李到了北戴河避暑，找伊藤亦未成功。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尽快出走。八月初五(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急忙坐火车到天津。八月初六(9月21日)下午，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百日)维新变法宣告失败。
逃亡日本
梁启超进入日本使馆后，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请求保护，林权助将消息报告伊藤博文，当时日本正在华寻找亲日势力，伊藤考虑维新派亲日的倾向，觉得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使人佩服，是中国最珍贵的灵魂”，决定让梁逃亡日本。八月初十，林权助将梁化装成猎人交给领事郑永昌，到正阳门火车站登上往天津的火车，抵津后，梁启超发现王修植在跟踪，急忙跳入帆船，经白河逃到塘沽，驶往日本军舰“大岛号”。王修植乘坐汽艇追赶，王修植同情梁启超，有意驶向日本商船，故意放走梁。翌日，王照亦被使馆送来“大岛号”，“大岛号”在塘沽停泊十余日后，直到奉命换防时才启航。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梁启超抵达日本，初居东京牛込区高桥琢也的房子。因景仰吉田松阴及高杉晋作，化名吉田晋。梁为安全起见，只与大隈重信内阁官员犬养毅、平山周等人会面，并要求日本政府设法营救光绪，归政皇上。大隈见当时大局已定，不答应其要求。九月十一，康有为在宫崎寅藏的帮助下来到神户。师生两人重逢后，梁从康口中获悉在上海的妻女受到英国人保护，新会的家人亦受到知县陈伯谦暗中保护。尔后梁宝瑛携家眷避居澳门，妻女亦由麦孟华接至澳门。随后孙中山、陈少白想与康、梁见面，但康有为称不与革命党往还，借故不见。不久，梁在宫崎介绍下，到早稻田大学与孙、陈会谈。这是孙、梁初次相识，双方各抒己见，讨论合作事宜。十一月十一，梁启超在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及其弟冯紫珊资助下创办《清议报》。创刊后，陆续刊载《少年中国说》《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六君子传》等文章，攻击专制朝廷，宣传反满，号召爱国救亡，鼓吹民权自由等。《清议报》行销海内外，梁启超声名大噪，声望与日俱增。
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等过从甚密，商谈合作排满事宜，为适应联合行动需要，梁启超在镰仓江之岛金龟楼与梁启田、罗孝高共十三人组成“梁党”。又介绍章炳麟、唐才常等人与孙中山结识。又与麦孟华妹夫罗孝高前往神奈川县箱根环翠楼，学习日文，在此阅读大量日本书籍，认为中国青年树立独立、自由、自强的精神，必须从教育入手。因此疾呼“我国之人有志新学者，应努力学习日文”。光绪二十五年七月，梁启超在横滨华侨商人郑应儒等人支持下，在东京创立大同高等学校，并自任校长。学生大多来自横滨大同学校及上海南洋公学，讲授社会契约论关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及英、法革命与日文等课，又创立横滨同文学校，为中国培养人才。梁启超与孙中山为了合作两人多互通书信，如有对孙中山曰“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 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
是年秋，李蕙仙、梁令娴和王桂荃在梁宝瑛护送下来到日本，化名蕙仙子、吉田静子住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安顿。并书信孙中山曰“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日八点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畅馔，本当趋陪，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能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衢云同谈尤妙”。梁启超在横滨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后，又与13位师兄弟给老师写信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劝康有为退休书。意为成立共和政体，推举光绪皇帝为总统。康有为收到劝退书后怒不可遏，即派叶觉迈携钱到日本，勒令梁赶往夏威夷办理保皇会分会及筹集起兵勤王事宜，梁启超仍无勇气与老师决裂，只好听其安排，借用朋友柏原文太郎的身份在伊藤博文的资助下，十一月十七离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