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护国战争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国宣战。1914年8月3日，袁世凯政府宣布对欧战中立。8日，日本拒绝中国限制战区的建议，并想进攻山东半岛。9月2日，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袁世凯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划定滩县以东的地区为交战区。9月23日，英军在崂山登陆，帮助日军进攻青岛，不久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此前，梁启超几次去见袁世凯，要求中国对德军作战，收回胶州湾租借地，袁世凯却拒不采纳。10月2日，由黎元洪主持参政院十五次会议，梁启超经蔡锷、王揖唐等附议，在会上就日本侵占山东问题向总统提出政治质问案，得到了与会爱国人士的一致赞同。10月5日，参政院通过了梁启超向袁世凯提出的政治质问案，并请向日、英政府提出抗议。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绕过外交部长陆征祥，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请求与袁世凯直接密谈。在密谈中，日置益向袁世凯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对此绝对保密。梁启超在天津探悉“二十一条”内容后，奋然通过《京报》《国民报》《亚细亚报》等，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再警告外交当局》《示威耶挑战耶？》等文章，猛烈驳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梁启超对日本痛斥，使其大为恐慌。起初，日本人络绎不绝地去天津对梁进行收买。梁则严词拒绝。后来，日本报纸大肆造谣，说德国人以金钱运动梁启超，故梁攻击日本以袒护德国。梁启超为此专门写了《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对日本报纸的无耻造谣诬蔑，进行了有力驳斥。其后，袁克定在北京郊外汤山宴请梁启超，并请杨度作陪。席间，袁、杨二人“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之意，希望得到梁启超的赞同，梁启超则明确表示反对。不过，梁启超对袁世凯还是仁至义尽，并写了一封长信，忠言相告说：“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1月20日，梁启超创刊《大中华》杂志并担任主编。2月12日，梁启超被袁世凯任命为政治顾问，梁婉言拒绝。袁见拉拢不成，又于3月31日任命梁启超考察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业，逼梁南下，以免阻碍复辟帝制。梁本不想从命，但得妻子李蕙仙献计，来个金蝉脱壳。梁决定以回乡为父亲祝寿为名，南下上海、广州等地，准备将反帝制力量联合起来。
经过
梁启超从天津乘船南下，4月22日到上海转船，25日抵香港。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特派兵舰来港迎接，当晚即回到广州。28日，梁启超在广州设宴庆祝父亲生日。5月1日，在广州八和会馆开宴并演戏庆寿，全城各界头面人物，无不前来祝贺，鼓乐彻夜不停，其隆重热闹开广州城之先例。5月3日，梁启超及其家族亲友乘龙济光派来之兵轮在七只船及军队两百人护送下。浩浩荡荡驶向新会县。到新会时，官绅率军队百人及乡亲父老前来相迎。梁启超衣锦还乡，轰动新会。茶坑乡中连续演戏三日，庆寿之余，还去扫墓祭祖。5月9日离开新会，次日返回广州，梁得知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对袁世凯的希望已最后破灭，准备联络各地军队打倒袁世凯。梁离开广州后，经香港，于6月4日到上海。为避袁的注意和怀疑，先到苏州、杭州、镇江等地游玩。6月中旬，冯国璋派人告诉梁，帝制正加紧筹备中，梁即奔向南京，与冯共商对策。6月27日，冯、梁二人上京，准备见袁世凯，试探袁的真实意图，劝阻复辟帝制。袁一口否定想称帝，继续隐瞒复辟帝制阴谋。7月6日，袁世凯又任命梁启超、杨度、严复等十数人为宪法起草委员，摆出决心推行宪政的假像。梁启超明知袁在玩弄，但不揭露不推辞，参加了起草委员会。不久因病请假回天津养病。8月10日，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美国专家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教授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表示中国适合君主立宪。8月14日，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鼓动恢复帝制。翌日，蔡锷奔赴天津见梁启超，当即决定，梁启超负责撰文，公开反对帝制，蔡锷则伪装拥袁称帝，以图大举。22日，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对袁的行为进行抨击，并号召四亿国民行动起来，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共和。京、津各报争相转载。8月25日，蔡锷在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提笔签了头名。此后，他经常与伎女小凤仙终日寻欢作乐，以迷惑特务监视。此后以治病为名，不理政事。11月11日，蔡锷在梁启超帮助下秘密离开北京到天津，蔡锷将梁启超起草的云南独立的各种文告交张孝准先行带到日本。同时，梁启超、蔡锷派戴戡由天津直奔香港，派王伯群先去云南，作为蔡锷的开路先锋。12月2日夜，在梁启超精心安排下，蔡锷改穿日本和服，变换姓名，次日早登上日本运煤船东渡日本横滨。随后迅速乘船南下上海、香港，经河内去云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受到老部下云南将军唐继尧的欢迎。
决裂
梁启超于1915年12月9日，以准备赴美就医为名，离开天津，取道大连南下至上海，具体筹划和指挥云南起义。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梁身在大连，当日写成《上大总统书》，寄予汤觉顿请其转交袁世凯，力劝袁悬崖勒马，但未获回应，梁袁二人终告决裂，梁决心起义，于12月15日离开大连，12月18日抵达上海后，将《上大总统书》作为公开宣言发表于各大报章。12月22日，梁启超从南京发电报给蔡锷，促其立即发动起义。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昆明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即组织约二万人之“护国军”，分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云南都督府都督。1916年1月25日，梁启超去信广西都督陆荣廷，劝其独立。陆对梁启超极为敬仰，并回信说“只要梁启超早上抵达广西，我陆荣廷当晚即宣布独立。”梁启超决定立即奔赴广西，3月1日，日本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会见梁启超，梁将出走之困难告青木，请求帮助。青木当即答应。在其帮助下，3月4日，梁启超与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贯因、唐伯珊七人避开袁世凯密探的追踪，乘日本邮船离开上海。3月7日到香港后兵分几路，梁偷渡越南海防，3月27日抵广西。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3月22日袁取消帝制，仍居大总统位。3月28日，梁启超在龙州发电报给陆荣廷，坚持袁世凯下台和进取广东的主张。接着又写了《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将袁世凯伪造民意的所有密电公开在报纸发表，又以中、英两种文字，刊印成册，散布中外。4月6日广东龙济光诈独立，并邀梁启超、陆荣廷派代表去广州谈判。陆荣廷认为继续进攻必给广东人民带来灾难，建议对龙采取妥协办法，促龙真正反袁，使两广联合起来，共同北伐。梁启超接受建议，并即派汤觉顿代表广西去广州谈判。4月12日，龙在海珠岛水上警署邀请各界代表，召开广东独立善后问题会议，会议中，当谈及军队改编问题时，发生严重争执，龙的警卫军统领颜启汉和袁世凯在粤代表蔡乃煌突然开枪，将护国军代表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等当场击毙，史称海珠惨案。汤、谭、王被杀，梁启超万分伤心。为此写了《祭海珠三烈文》，以寄托哀思。海珠惨案后，各地民军继续进军，要求杀掉龙济光或者赶出广东。梁启超、陆荣廷率桂军一万人东进，与龙军决战。4月19日，龙济光亲赴肇庆，与梁、陆会谈，答应其提出的条件，被迫处决了蔡乃煌。5月5日，梁启超在李根源、张鸣岐、黄孟曦陪同下去广州观音山，说服龙起兵反袁，毫无结果，但也争得龙济光同意组织军务院的事。5月8日，在梁启超的一手筹划下，经与各方面联络协商，在广东肇庆成立对抗北洋政府的护国军军务院，遥尊黎元洪为大总统。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月15日梁离开肇庆，经广州、香港，于22日到上海，并作为军务院及南方独立各省代表，奔赴南京，与冯国璋商讨逼袁下台问题，成为南京会议的幕后参与者。期间，梁启超随时将会议情况通报给云南、贵州前线及军务院，要求桂、粤大军继续猛进，决不因谈判而稍事放松。当梁得知父亲去世消息后，辞去军务院的职务，抵香港探亲办理父亲丧事，闭门居丧，声称不闻国事。6月6日袁世凯因病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6月10日，梁启超急电总统，请命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又致电独立各省支持段祺瑞出来收拾北方政局，主张恢复临时约法，召开国会，惩办帝制祸首及停止内战，实现南北和解。不久，孙中山、黄兴、蔡锷等都提出同样要求。梁启超虽称处于守孝退隐之中不问政治，但不能袖手旁观。6月30日，段祺瑞内阁组成，梁启超致电独立各省都督、各总司令，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护危局，非彼莫属”，望大力支持。认为在段祺瑞领导下，“我国之共和政治必日趋巩固”在梁的催促下，唐继尧、岑春煊等于7月15日宣布撤销护国军军务院。至此，护国战争宣布正式结束。梁启超等人将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段祺瑞，把实现民主共和的幻想寄托在军阀身上。
反对复辟
此后，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王家襄等人组织的宪法研究会于1916年9月13日成立，从理论上去研究民主宪政，这一派人后来被称作“研究系”。11月8日，蔡锷病逝，梁到上海办理其丧事。为调解府院之争，1917年1月6日，梁从上海入京，向段建议对德宣战和中国出兵欧洲的问题，12日回到天津寓所。4月25日，为了实行对德“宣战”，段祺瑞联络各省督军，在京召开“督军团”会议，对国会施加压力。为了说明参战的必要和解除群众对参战的各种顾虑，梁启超于5月8日发表《外交方针质言》，促使各方面同意参战，振奋中国之人心。5月23日，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职务。段愤然离京去天津，发表通电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并策动各省独立，武装推倒黎元洪。此时，黎电请梁启超出面帮助，梁以“与世暂绝”为由，拒绝调停。于是，黎电请督军团团长张勋出面调停，段欲利用张勋对付黎元洪而支持入京。但张勋心怀鬼胎，于6月14日联合康有为入京赶走黎元洪，并于7月1日拥宣统皇帝重新复位，史称“张勋复辟”。当晚，梁启超得知张勋复辟，立即请段起兵讨贼，段见黎元洪被赶下台，立即与梁启超筹划组织讨逆军，并任命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为讨逆军参赞。梁启超立即致电各省将军及各报馆，反对张勋复辟的电文3日刊载于天津《大公报》，指出此次复辟一定成不了大气候。4日，梁启超跟随段于天津马厂誓师讨张，段宣读梁启超起草的《代段祺瑞讨张勋复辟通电》，号召将军都督努力同心，保卫民国。11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康梁师生关系破裂。
再度入阁
年7月14日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段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7月18日，梁启超、汤化龙等人根据段祺瑞的意图组织临时参议院，进步党人试图通过改造国会进而控制国会，但梁启超拒绝召开旧国会的主张。8月24日，梁启超代为起草的段祺瑞国务院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发表后，孙中山及部分南方军阀不承认解散国会。8月25日，部分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发动护法运动。8、9月间，梁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签订续善后借款1000万日元合同，计划用于实业建设，结果大都被段祺瑞挪用作内战经费，使梁启超有苦难言。11月15日，段用兵在川、湘都遭遇失败，呈请辞职。梁启超认为目前政局日趋危险，财政前途日趋窘困，便也乘机提出辞呈。11月30日，梁启超和其他“研究系”总长一齐离开内阁。梁启超沉痛而深刻地指出：“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政治黑暗混乱，中华民国仅存招牌而已。”
引发五四运动
年8月15日，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创办“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李大钊任总编，不久辞去。1918年9月，因刊载政府向日本借款消息被封闭。同年12月，报章改名为《晨报》后重新出版。该报及其副刊《晨报副刊》以新文化为主要宗旨，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李大钊、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瞿秋白、胡适、耿济之、冰心等名流都曾为其主笔。李大钊在该报相继发表《战后之世界潮流》《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现在与将来》《“五一节”杂感》等，从而使《晨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它和《新青年》一起，极大地促进了知识分子新的觉醒，促进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年11月，一战结束，中国为战胜国之一。1919年1月，协约国集团为缔结和约，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政府派陆宗祥等出席。为了将国内人民组织起来声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梁启超、林长民向徐世昌总统建议，在总统府成立巴黎和会外交委员会，总统顾问林长民劝徐世昌请梁启超赴欧洲，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的身份，与各国著名人士联络，进行会外活动。12月29日，梁启超与蒋方震、张君劢、刘崇杰、丁文江、徐新六、杨维新等人乘船离开上海。1919年2月18日抵达巴黎，梁无一刻安眠，疾书《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翻译为英文、法文，广为散发，表示中国人对和会的希望。又在新闻发布会上演说，针锋相对地指出：“若有另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给日本侵略者当头一击。梁在巴黎频繁进行外交活动，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与会各国政府的代表、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争取支持力量。
月中旬，梁致电外交委员会汪大燮、林长民讲述段棋瑞政府与日本订立密约，承认日本为合法继承山东主权。汪、林等人得知消息后，十分气愤，愈感监督政府之必要，立即组织国民外交协会，邀请张謇、王宠惠，熊希龄等名流参加，推张謇为会长，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做后盾。4月8日，协会委托梁启超为该会代表，向巴黎和会请愿，力争山东主权。4月24日，梁急电国民外交协会，严责政府，万勿签字。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作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所有权利让与日本。5月1日，上海《大陆报》刊载中国外交失败消息。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汪大燮与蔡元培商议，决定发动北京大学学生游行示威，阻止政府签约。5月3日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决定5月4日游行示威。翌日，五四运动在北京迅速爆发。
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北洋政府亲日派秘密向巴黎发出签字训令，陆征祥亦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同愤，林长民急忙密电梁启超，请梁将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告知巴黎中国留学生，并阻止签字。6月28日，留学生及中国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团住宅，警告中国代表，“如敢出门，当扑杀之。”陆征祥等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被迫发表声明拒签和约。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达到目的，野心不死。1920年1月19日，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山东善后问题，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梁启超于3月5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当即发表演说，坚决反对中日直接交涉。19日到北京，立即要求政府释放因五四运动被捕的学生。23日，《申报》发表梁启超关于山东问题的讲话，指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实际上是中国的胜利，必须抱定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决心。在梁启超的疾呼下，坚定了中国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场。1922年2月4日，中日在华盛顿会议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收回了青岛及山东的权利。
倡导新文化
梁启超的欧洲诸国之行，了解到一战后西方社会的变化，思想又发生重大转变。回国后，决定弃政从教，撰写《欧游心影录》。1920年4月4日，梁在北京组织共学社，其宗旨为“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9月，成立讲学社，相继聘请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来华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国家社会主义、杜里舒的反机械论唯心主义、泰戈尔的痛斥西方文化思想沉沦等，对梁启超、张君劢、张文英等人影响很深，对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影响也很大。同时共学社又大量翻译出版西方名著，印行丛书，计分时代、教育、经济、文化、科学、哲学、史学、俄罗斯文学等百余种。既介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及经济学说，也介绍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还介绍了大批反映俄国现实主义的文学及戏剧，对中国新文化的繁荣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梁启超又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所作的序，写成之后，序的篇幅和蒋方震书相当，于是以《清代学术概论》为题，单独成书。
年双十节期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天津各校师生旁听者众多，在南开大学的授课内容被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同年，其在京、津各所学校先后七次讲演。1922年，梁启超拟在南开大学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朝理学，这一想法得到严修、张伯苓的支持，但响应者寥寥，最终作罢。同年，梁在国立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12月底，梁确诊患有心脏病。此后数年，梁启超先后赴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武昌、开封等地巡回讲学，身体状况每况越下。1923年3月，着成《陶渊明》一书。6月，曹锟派军警恐吓逼走黎元洪，准备用重金贿赂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梁去信劝其放弃，但不成功。1924年，梁启超又将其讲课之讲义16章，包括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阳明学、经学、史学、程朱学派，王寅旭、梅定九之历学、算学，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合编出版，名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计25万余字。对《清代学术概论》作了重要的补充，涉及范围更为广泛，更全面地论述了清代学术史。9月13日中秋节，夫人李蕙仙因乳腺癌病逝。
年五卅惨案后，梁启超一改不问政治的声明，即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濂、张国淦、董显光、丁文江等联合发表《天津宣言》，要求停止屠杀，惩办凶手。并连续发表文章《为沪案敬告欧美朋友》《对欧美友邦之宣言》《致罗素电》《谈判与宣战》《致段执政书》《我们应该怎样应付上海惨案事件》《沪案交涉方略敬告政府》《赶紧组织‘会审凶手’的机关啊》《答北京大学教职员》等。号召举行大罢工，全力对准“上海英捕房”，要求惩凶、赔偿、道歉，进而收回租界，撤退领事裁判权等等。是年秋，梁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并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去世
年2月，梁启超忽患便血病，中医无效。后入协和医院治疗，3月，内科医生会诊多次，建议割除带有黑点的右肾，转交外科的刘瑞恒医生进行手术，术后协和发现便血减少但无法根治。社会舆论认为梁白挨一刀，指责医生误诊，引发中西医的大战，对协和医院压力很大。梁启超考虑中国西医尚未发达，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试图平息各界对西医的不信任：“协和这回对于我的病，实在很用心。各位医生经过多次讨论，异常郑重”。 1926年3月割除右肾后，协和解剖此肾发现如樱桃般的黑点，是血管硬化，但不是癌症。几十年后，费慰梅在1994年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误传割错肾，意味梁启超死于肾病。2006年协和医院举办病案展览，公开梁启超病，说明无错割真相。
两年后11月28日，他再入协和医院治疗，专注痔疮治疗，每天喝两杯泻油，灌足十日，致胃口转差。而梁启超又自作主张，因为胃口不开，就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致连日高烧不降。经检查，发现肺部及左肋之间有毒菌，但病因仍不明确，命在垂危，后又拔牙七颗，病情依旧。后发现是念珠真菌病为患肺与气管，与肾病无关，梁病例有上医学学刊，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念珠真菌病例。 梁思成等写的讣告“梁启超得病逝世经过”： 耿痰化验，则无痨菌，而有一“末乃厉”菌 Monelli 极多，复由左胁肿处取出脓血化验，结果亦同，以脓血注入小动物体中，亦内部溃烂出血。此文也无说误割左肾。
年1月19日，梁启超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终年57岁。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场面隆重。
个人作品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指导范围“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着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约三十多个曾用名号
梁任公、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梁任甫、梁卓如、梁宏猷、双涛阁主、爱国者、哀时客、中国少年、新民丛报记者、社员、吉田晋、柏原文太郎、檀山旅客、莲菂园主、适时务者、兼士、轶赐、沧江、赁庐、远公、孟远、宪民、逸史氏、外史氏、新史氏、庸言子、新民子、知新子、中国之新民、少年中国之少年、自由斋主人、如晦庵主人、梁新会
思想及影响
据考证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坚决反对极端主义和促进自由主义的改良。同时，梁启超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在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学术贡献。
新闻言论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革家，同时也是新闻史上重要人物，对中国早期报刊政论文有巨大贡献。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一生创办领导报刊17种，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创时务体(白话文)，中国早期新闻学者戈公振在《新闻学撮要》中评价：“我国报馆之崛起，一切思想的发达，皆由(梁启超)先生启其端”。
梁认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其两大天职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其办报四大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报道确而速”。健全舆论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宣传艺术：浸润法、煽情法。
论述不龟手之策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魏源《海国图志》(1843年1月份(五十卷第一版)已印刷)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典出《庄子》，意为毫不起眼的东西在不同的境况下有很大的用途）。正是1851年《海国图志》(壹百卷版)在日本的出现，为日本维新变革人士擦亮了眼睛。当时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在读到《海国图志》“以夷制夷”的主张后，不禁拍案感慨：“呜呼！我和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在魏源思想的引导下，佐久间象山在思想上实现了从排斥西方人到发展与西方的关系的重大变化，他主张从全球的形势出发思考日本的方略。一时之间，日本各个阶层的人开始争相借阅，很快就出现多达二十几种的《海国图志》手抄本，风靡全日本。人们意识到日本面临着重蹈中国鸦片战争覆辙的危险，各界深感不安。相比之下，大清各个阶层并没有这种意识。
另一位维新志士横井小楠，也是在读了《海国图志》后得到了启发，与佐久间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开国论”的思想。他们在吸收归纳《海国图志》的精髓后指出，日本发展之路必是“东洋道德与西洋技术的结合”。唯有做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不仅要发展本国的工业，开展对等的对外贸易，更重要的是推行民主制度，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
中国早期证券市场
梁启超说：“华人不善效颦，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实。”；“托拉斯者，原语为trust，译言‘信’也....，多数之有限公司互相联合，而以其全权委托少数之人，为众用信用者，故得是名。”
宣统二年，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谈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而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而中国，不知法治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有责任心强的国民才能够成功。其实，梁启超早在1893年建议张之洞建设南北干线，组成强大的铁路网国家；梁一生热衷于经济体与银行业的发展，算得上半个经济学家。
故居、纪念馆与墓地
在广东新会和天津都保存有梁启超的故居并建有梁启超纪念馆。
广东新会梁启超故居
广东新会的梁启超故居位于广东新会会城镇茶坑乡，这里是梁启超的诞生地。该故居建于清朝光绪年间，为一座青砖平房，占地面积155平方米。故居于1989年被定为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故居扩建为“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由莫伯治设计，主体为一座两层中西合璧风格建筑，前部分为具有欧陆风格的白色拱型设计，后部分是岭南风格的仿古建筑，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故居大院中央还竖有梁启超铜像，由林敦厚父子设计。纪念馆内有梁启超生平事迹展。
天津梁启超故居
天津的梁启超故居位于原天津意租界内（今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毗邻的还有位于河北路46号的梁启超书斋——“饮冰室”。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空地所建。故居建于1914年，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饮冰室建于1924年，为浅灰色两层洋楼，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天津市政府于2003年将故居和饮冰室扩建为梁启超纪念馆。纪念馆以故居作为展室，展示梁启超生平事迹。书斋“饮冰室”做为复原陈列，再现了梁启超生前的工作、生活环境。
墓地
梁启超墓今位于北京植物园东环路东北的银杏松柏区内。墓地总面积1.8公顷，东西分为墓园和附属林地两部分。先是在1924年由梁启超选址，时正室李蕙仙病重（是年9月去世）。墓园1925年8月破土。梁启超在1929年1月19日病逝，在此与妻子合葬。墓园由梁启超之长子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在1931年竣工。解放前，儿子梁思忠在此下葬。文革时，此带是军事管制区，墓园幸免被破坏。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儿梁思庄与其他家族成员也葬于此。1978年2月24日梁启超子女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将墓地全部无偿转交给北京植物园。
评价
毛泽东早年读书时期非常崇拜梁启超，并且模仿他的白话文写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1958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与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评价梁启超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考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以高尚的个人情操，渊博的学术，博爱的社会革命活动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则评价他是“中国精神之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他是“中国珍贵的灵魂”。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马克思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优。”1916年8月，李大钊是在梁启超创办的《晨报》供职期间受他的影响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提倡共产主义。 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枝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
年1月梁启超病逝，章太炎撰送挽联致哀。
上联: 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
下联: 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