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运动筹款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九（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化名柏原文太郎（Kashiwabara Buntaro）乘“香港丸”抵达檀香山，随即忙于创设保皇会分会与勤王事宜。又致孙中山长信，其中说：“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光绪)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主张革命共和，认为“中国只有经过法国式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才能起其衰而达到自由民权之目的”。随后到茂宜岛拜访孙眉，并居住一段时间，成为孙冒与孙科的启蒙老师。为寻求三合会致公堂的支持，梁启超申请加入该会，破格推荐为“白扇”---“军师”(“孙中山为‘红棍’”)在三合会建立威信，于是建立檀香山维新会，令不少兴中会会员和三合会会员加入维新会，成为该地最大的政治社团。在檀香山，梁与英文翻译何蕙珍（Fira Fiu Chin Ho）女士产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梁启超准备前往美国考察共和政治，接到上海来电，于7月17日乘日本丸离檀先取道日本，再折返上海。
举兵勤王
康有为提出举兵勤王计划得到梁启超、孙中山合作与支持，康试图通过此举令光绪执政，但孙想建立共和。孙中山坚持推翻满清，试图说服李鸿章据两广宣布独立，进行和平改革。梁启超为了调和康、孙二人矛盾，提出推举光绪为共和国首任总统，以求两全。光绪二十五年冬，梁启超的学生唐才常、林锡圭等人由东京归国举事时，梁启超在芝红叶馆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出席，“各举杯庆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林于行前，亲诣中山请益，中山为之介绍于汉口俄国某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这种相互支持的情况，连清廷亦有所闻。杨崇伊在密上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称：“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翌年春，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会，接受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指导，联络哥老会与农民入会。梁启超将会党口号“扶清灭洋”改为“救国自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筹划中国议会在上海愚园成立，推选容闳出任议长。为执行合作勤王计划，梁启超自任总指挥，唐才常策划自立军定于七月十五（8月9日）起兵。七月廿六（8月20日），梁启超由日本急往上海，得知仍未收到康有为的军饷，推迟于七月廿九起兵，对康有为极为不满。但秦力山、沈荩不知起兵日期推迟，仍于七月十五在安徽大通、湖北新堤起事，因此暴露秘密，张之洞于七月廿七（8月21日）破获自立军在汉口英租界的总部，逮捕唐才常等二十名重要首领，8月23日于武昌滋阳湖畔处决。起义完全失败，梁启超留上海十天，南下香港前往新加坡。梁认为康有为故意不发军饷造成，因此去槟榔屿找康对质，遭到康的驳斥，指责梁与孙中山合作是叛逆行为；在檀香山谈情说爱，无心募款；擅作主张分散兵力，导致勤王事败。康有为认为梁虽有叛逆行为，但是仍遵从师命，往后还有合作机会。于是，师生之间实行妥协。（《三十自述》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
轰动澳大利亚
康有为设法让澳大利亚悉尼保皇会邀请梁启超前往澳大利亚，又派女婿罗昌作为梁的书记兼英文翻译。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四（1900年10月7日），梁启超与罗昌经新加坡绕道锡兰前往澳大利亚。九月初三，梁启超在费勒芒图登陆，然后自西向东横跨澳大利亚大陆，先后访问珀斯、阿德莱德、墨尔本、悉尼等二十余个城市。在罗昌监视下，所到之处均为保皇会发表演说、募捐参观，受到当地官员及华侨热情款待，如同国宾，又拜访澳大利亚总督等官员。为在华侨中进行爱国宣传，编写了二十万字《中国近十年史论》，介绍国内情况。梁启超在澳期间，保皇会组织有所扩大，但华侨因自立军失败对捐款不热心，捐款甚少。为此，康有为怀疑梁中饱私囊，梁深感失望、委屈。翌年二月三十，梁启超与罗昌乘船离开悉尼，前往日本。
倡言革命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梁启超回日本，随即要求汤觉顿到横滨协助办清议报，随即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主张君主立宪。于夏天开办广智书局，约请中国留学生翻译大量西方文献出版。九月在清议报恢复刊载《饮冰室自由书》。又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反对奴性，号召人们不做世俗的奴隶。又发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鼓吹革命破坏，意图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又针对康有为保教、尊孔、复辟的主张，双方势成水火，进行笔战。慈禧痛恨清议报对其侮辱，于十一月十一买凶放火烧毁报馆，清议报停刊。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将家庭从东京搬来横滨。以“饮冰子”为笔名继续发表《饮冰室自由书》。《新民丛报》最具代表性的系列文章是《新民说》，期望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要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并讲述现代国民所应有的条件和准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起了启蒙作用。《新民丛报》的读者，无不关注梁启超的宏文巨论，不仅促使当时中国人的觉醒，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且对后来胡适、毛泽东、郭沫若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与政治家颇有启迪。是年冬，李蕙仙成全梁与王桂荃，将其纳为二房。光绪二十九年八月，梁启超在东京创办《新小说》月刊，发表《新中国未来记》，设想新中国国号是“大中华民主国”，开国年份为1912年，与后来的中华民国不谋而合。又发表《世界末日记》等小说，宣传革命与反封建制度，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随后，梁启超收到康有为、黄遵宪来信，大谈革命共和在中国的不可行性，百思不得其解，认为要到美国考察共和政体，寻求更为确切的答案。
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又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之个人主义。马克思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优。”
游历美洲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三（1903年2月20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与鲍炽、黄慧之乘坐“皇后号”离开横滨赶赴美洲。二月初六，抵达域多利，在此停留一月余。三月廿六，在温哥华乘火车向东，经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地，四月十六抵达美国纽约，当地华人多停工停市相迎，以一睹梁启超之风采。当时，美国社会党向梁启超建议，“中国若行改革，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梁认为社会进步有等级，“极端之社会主义，在今日之中国不可行。”随后，又到了波士顿发表演说，号召华侨争取自由与统治者平等的权力。五月十六，梁来到华盛顿，与国务卿海约翰会面二小时。翌日，梁又到白宫拜访罗斯福总统，双方会谈半小时，罗斯福向梁提出希望维新会成为“转移中国之势力”。梁深感此人侵略野心太大，无甚深谈。随后梁又前往伊尼诺伊州东北角小城西贤雪地 （City of Zion）拜访苏格兰传教士约翰·亚历山大·杜威，杜威以军乐队迎接梁，又邀梁到教堂演讲，经过会晤，梁深感杜威“野心勃勃，大有并吞宇内之概”。梁在拜访美国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时，摩根向梁送赠一句名言：“凡事业之成就，全在未着手为开办之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使梁颇为敬佩。在美期间，梁启超又游历费城、匹兹堡、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城市，沿途重点考察美国共和制度的起源和优劣等多方面。八月初五，梁抵达旧金山，在此考察约一个月。九月初十返温哥华，两日后起程返日本，九月廿三返回横滨。
放弃共和
梁启超回到日本后，随即撰写《新大陆游记》，对比中美两国历史和国情，深感中国不适合美式共和制度，毅然放弃共和方案，期望中国像英国那样通过君主立宪，逐步过渡民主宪政，相信将来中国必将实现民主共和制度。梁启超十分鲜明主张君主立宪，遭到革命共和派的严厉指责、质问及唾骂，两派的论争由此开始。
光绪二十九年九、十月间，梁启超连续发表《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说明自己放弃革命共和的原因。不仅又回到君主立宪的立场，而且成为君主立宪派的旗手，积极参加保皇会的活动。光绪三十年初，梁启超再赴澳大利亚，随即赶往香港参加康有为召开的保皇会，与各地的代表共商大事。三月，又奉康之命，秘密潜返上海，匿居虹口与罗孝高、狄楚卿筹办以保皇为宗旨的《时报》。《时报》在内容和体例有所创新，以赏心悦目的文字，大胆报道国内外惊心动魄的事件，每天登载颇有趣味的新小说、新诗歌等等，引起胡适等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其机关报《民报》于十月三十创刊，由第一期起，连续发表文章，批驳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梁启超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辩驳。这是中国由封建专制政体跨入近代民主政体的起步速度与道路之争，关系着中国命运与前途。此后双方的论战日益激烈。在论战中，梁启超比较充分地说明了美式共和在中国行不通以及为何要以开明专制为过渡的道理，颇有说服力，使一部分革命共和派如徐佛苏、蒋观云等人转而拥护梁启超的主张，并成为其得力助手。留日学生总代表杨度也从“迷信革命”转而支持梁启超。当时，受梁启超影响的还有进士，举人出身的留学生九十余人，如直隶阎凤阁、籍忠寅，江苏雷奋，浙江陈时夏，福建刘崇佑，湖北汤化龙、张国溶，湖南罗杰，广西唐尚光、甘德番等，他们以后都成为各省立宪派的首领，咨议局议长、副议长及骨干分子。论战中双方都攻击朝廷，使朝廷被迫向立宪派让步，加快了预备立宪的步伐。
推动君主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公元1905年），慈禧太后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尚其亨五位大臣分赴西洋各国考察，经考察后，仍然找不出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具体方案，于是端方特派熊希龄，自欧洲考察途中折返日本，秘密找到梁启超、杨度二人，请他们代拟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报告，梁代其撰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折，协助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一个方案，实行两院制；实行司法独立；实行责任内阁制；实行地方自治；制定宪法。不久，慈禧连续召开会议，观其奏折，加以讨论。讨论结果认为专制政体无法继续，同意走日本的道路，于七月十三宣布预备立宪。
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后，虽与梁启超所设计的方案有较大差距，但毕竟已表明立宪，梁感到高兴表示支持。九月二十，慈禧太后宣布新官制，满、汉官员在各部中的比例失去平衡，满人大大增加，而且满人掌握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陆军部等重要部门、这种官制改革和人员的配备，使希望改革的汉族官僚和立宪派大为不满，梁启超及其在国内活动的得力助手徐佛苏等人，深感失望。自此以后，梁启超将重点放在通过徐佛苏等人在国内联络同志，筹组政闻社，以推进立宪运动的开展。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一（1907年10月17日），梁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其机关刊物《政论》在上海创刊，期望推动清廷实行君主立宪，速开国会，建设责任政府。梁启超派社员归国分赴各省，发动各界签名，准备向朝廷请愿，速颁宪法，召开国会。
光绪三十四年初，政闻社联合江浙预备立宪公会、湖南预备立宪公会等立宪团体，共同成立了国会期成会。国会期成会成立后，各立宪团体分别派人到各省，发动请愿签名运动，很快形成全国性请愿高潮。从二月起，先后有十多个省的请愿代表到北京呈递请愿书，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到七月，请愿速开国会之声进一步高涨。为扼制请愿运动，慈禧于七月十七发布上谕，查封政闻社，各省请愿代表不得不回去，请愿运动暂时告一段落。请愿虽被遏制，但群众运动亦推动预备立宪的进行，迫使慈禧太后于八月初一颁布了梁启超参与设计的《钦定宪法大纲》及九年的预备立宪方案。十月，光绪与慈禧相继逝世。溥仪继位，隆裕太后垂帘听政，醇亲王载沣摄政。十二月十一，摄政王说服隆裕太后罢黜梁启超的政敌袁世凯，梁即歌颂摄政王“举止谦逊”，“深沉而有远略”。又写了万言书《上摄政王书》，提出建议及有关施政方略，希望摄政王对其委以重任，回国报效，对中国前途必有好处。因此，潘若海、麦孟华等促请朝廷官员多方开放党禁。但是，庆亲王奕匡等人坚决反对赦用，隆裕太后遂以梁启超系得罪先朝之人、碍难赦用为由，拒不解除党禁。从此，梁启超对清政府深为失望，进而痛恨奕匡，成为他日后反对皇族内阁的根源之—。此后，梁启超决定韬光养晦，专心从事写作，认为中国的治国秘方在财政，梁专攻法律与会计，因此写了一系列如《财政原理》《论各国干涉中国财政之动机》《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论币制颁行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等关于财政经济的论文。
宣统元年秋，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立宪派力量迅速扩大并取得合法地位，江苏咨议局开会期间，江浙立宪派首领张謇发起成立咨议局联合会，并邀请各省咨议局选派代表齐集上海，共商促请朝廷速开国会之事。十一月初四，十六省代表齐集上海开会，会议决定组成请愿代表团去北京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代表团组成的前后，在梁启超指导下，徐佛苏在上海积极活动，实际上成为梁启超在国内的代言人，他与代表团成员联系密叨，及时将梁启超的意见，转达给诸代表，受到代表们热烈欢迎。宣统二年正月（1910年2月），梁启超在经济十分困难之下，创办《国风报》于上海，以“沧江”为笔名，先后发表《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国家命运论》《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国会期限问题》等百余篇文章，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达十万字，对国会的性质、组织及职权论述得十分清楚，为立宪运动提供了详尽的蓝本，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国会请愿运动的发展，成为立宪派最主要的舆论阵地。三月十一，梁启超发表《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指出中国进入无政府状态，除了要求召开国会外，还要—个有责任的政府，是梁第一次公开指出隆裕太后、摄政王及军机大臣不能代表政府，提出要有一个有责任内阁政府以推行宪政，又提出尽快筹组政党，为速开国会作准备。五月，各省议员、社会团体接连上书，言辞开始激烈，面对此形势，隆裕太后于五月廿一发布上谕，指目前财政困难，地方遭灾，匪徒滋扰，无条件提早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届时一定召开国会，不准再请愿。六月廿一，梁启超发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驳斥隆裕太后的上谕，断言“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二年之间，中国而欲有国会者，惟开设于宣统四、五年以前，方可救国；今日政府专制制度不迅速改变，不及三年，国必人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开国会，为将来历史必无之事”。请愿代表得知第二次请愿再遭拒绝后，立即决定扩大请愿规模．北京请愿同志会要求各省、厅、州、县成立分会，准备号召官农工商各界人士两千五百万人签名上书。为配合行动，梁启超发表《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促成第二次请愿成功。九月初一，资政院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半，但议员对议会职能和运作却非常生疏，面对这种情况，梁启超为宣传宪政知识，撰写《资政院章程质疑》《论资政院之天职》《评资政院》等文章，用以指导资政院的活动。
资政院会议开幕后，第三次请愿运动掀起，请愿代表分别在各省召开数千人群众大会，规模之大，来势汹猛。面对此等形势，隆裕太后于十月初三发布上谕，答应在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梁启超得知后，立即发表《读宣统二年十月初三上谕感言》，坚持以即开国会为目的，又去信徐佛苏等人，鼓吹激进请愿，不达即开国会之目的不止。在梁启超等人的鼓励下，十一月，以奉天、直隶青年学生为主体，发动第四次请愿，学生罢课游行，群情激愤，发动剪掉辫子，派遣代表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救亡图存。十一月廿三，请愿运动被隆裕镇压，将东三省代表押回原籍，惩办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流放新疆。镇压对激进分子激起了更大的愤怒与反叛，使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反对清政府或同情、支持革命的道路。
考察台湾
宣统三年二月廿四（1911年3月24日），梁启超应林献堂之邀请，在汤觉顿陪同下，带着女儿梁令娴乘船离开横滨赴台考察，希望向台湾遗老募集办报资金，以扩大君主立宪宣传。四日后在基隆登岸，林献堂率父老数十人相迎，随即坐汽车到台北，梁在林献堂、林幼春叔侄陪同下，由北到南，到过台中、台南等地，考察地方政治、经济及各项措施。游台期间，梁启超共写诗89首、词12首。最具代表性的是他改编台湾民歌而成的十首《台湾竹枝词》。三月底，梁启超离开台湾。建议林献堂以温和主义的策略，林献堂、林幼春等成为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物。四月初回到日本，立即写成《台湾游记》五十万字，后来无公开发表，原稿亦不知所踪。
密谋Z变
在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的积极推动下，宣统三年五月初八（1911年6月4日），各省立宪团体组成宪友会，经选举雷奋、徐佛苏、孙洪伊为常务干事，并在各省设立分会，成为立宪派统一的全国性政党。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梁即发表《粤事感言》，指出过去不赞成革命，是因为动乱引起外国干涉，而现在清政府已无望，倒不如推翻，或许可以救中国。四月二十，隆裕太后废军机处及旧内阁，按君主立宪制组织内阁，本是好事，但总理奕匡拒绝开放党禁，拒绝梁启超。因此，梁认为以奕匡为首的政府没有希望，而革命之势已不可挡，如此下去清帝国必亡。梁虽同情革命，但仍不主张用暴力推翻清朝，提出改造政府，就是推翻不利于他的奕匡政府，推举载涛为总理，继续推行君主立宪制，以保持社会平稳过渡，避免巨大动乱。因此，梁制定了—个宫廷政变计划。派汤觉顿、潘若海先后到北京接触徐佛苏、熊希龄等人，活动于肃亲王善耆与禁卫军统领良弼及立宪派之间，又联络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人，从保定、滦州两路夹击，完成宫廷政变计划。
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廿三日，隆裕太后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令其率兵镇压，袁世凯却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解除党禁，总揽兵权，宽容武昌事变人员，不必坚决镇压革命势力，此时反满及革命共和派势力迅速向全国蔓延。梁启超认为任何一方取胜，都不利君主立宪政治的建立和梁启超事业的发展。因此，他迅速制订了应急计划，决定亲自回国指挥政变。九月廿七，张绍曾联名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滦州发动兵谏，向隆裕太后通电，提出“请愿纲领十二条”。翌日，隆裕太后宣布解除党禁，赦免政治犯。梁得知消息后决定利用滦州兵谏达到政变目的，于九月十六离开神户，三日后到大连，奉天盐运使熊希龄派李彬士前来迎接，次日即奔往旅顺，当晚乘火车赴奉天。廿一日晨到奉天，在日本人保护下进入日本驻奉天领事馆，计划利用张绍曾等军事力量攻打北京。但事与愿违，张绍曾因清廷颁布宪法十九条满足兵谏要求，早在九月十六解除武装，吴禄贞在九月十七被刺杀，令梁启超失去依靠。九月廿三，袁世凯率兵入京，就任总理。形势对梁极其不利，熊希龄在大连多次致电，催梁火速离开，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梁启超匆匆回到日本。
再造共和
梁启超筹划宫廷政变失败后，君主立宪制方案已经破产，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已成事实。随后，他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肯定了武昌起义的必然性，同时又提出今后中国新政体的建设方案，清帝国被推翻后，中国究竟应该建立何种民主政体为宜。当时，革命共和派和社会一般舆论大多认为应该建立美式共和政体，梁启超认为要想在中国建立美式共和政体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虽无法建立美式总统制，但又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领导。主张中国采用英国“虚君制”为宜。梁启超提出方案后，即派罗惇曧到北京与袁世凯接洽，袁另有企图，不作正面答复。徐佛苏南下上海后遭到监视，不能开展活动。麦孟华向南北议和代表进言，黄兴坚决反对。又派盛先觉赴上海，先后访问章太炎、宋教仁、李燮和、张謇、赵竹君等人，他们都不同意“虚君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发布《退位诏书》，宣布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宣统退位后，孙文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袁世凯选为临时大总统，袁加紧拉拢梁启超，请梁参照美、法等国制度，撰写共和方案，以装点门面。梁启超深知美式民主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米已成炊，只好顺应历史潮流，力争建立真正的立宪政体、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当孙、袁进行权力交接之时，梁启超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作出充分肯定并提出一个共和政治的方案。方案有利于文人执政，限制总统的独裁，防止各省独立与分裂。梁启超对革命动乱的预言及理论分析，也是革命共和派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得到革命派及原立宪派绝大多数人的赞成，成为共和政治的指导原则，从而赢得革命共和派上层的普遍好感。他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张，使袁世凯暗自叫好，孙文亦对方案由衷地欢迎，是年秋，袁世凯派使请梁归国。
年8月27日，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华共和促进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国民新政社等政团在北京合并成立中国民主党。汤化龙任干事长，马良、陈昭常、谢远涵等为干事，后推梁启超为领袖。11月8日，梁启超告别父女离开神户，与梁启勋、汤觉顿一起回国。11月16日抵达天津，冯国璋派人远迎，新、老共和派及袁世凯等势力都在积极拉拢梁启超。11月28日，梁启超入京，袁世凯给以最高礼遇，命梁入住贤良寺，北京各界纷纷邀请梁演说。梁启超在总统府与袁世凯相见，袁要求梁组党对付国民党，而梁启超也想组党与国民党竞争，试图控制内阁，引导袁世凯走向宪政的轨道。梁启超将计就计，向袁世凯索要五十万元经费。12月9日，梁返回天津，着手创办《庸言报》于12月1日发行，不久将家属从日本接回天津。同时，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购地，开始建造一座中式楼房。1915年初建成，全家陆续迁入居住。此后，又在原楼西侧另建一座意式两层洋楼。藏书十万余册，称为“饮冰室”。
进入内阁
年2月4日，梁启超又加入共和党，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幕后指挥，希望在国会选举中，可以战胜国民党，进而组织内阁。选举结果国民党议席占压大多数。梁得此消息后，“心力俱瘁”，后悔不该回国从政。宋教仁将出任内阁总理，但袁世凯不甘心让国民党主持内阁干涉他的独裁统治。于是派人于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另有一说宋并非袁世凯所杀）[来源请求]宋被行刺，舆论界认为是政敌袁世凯或梁启超所为。袁在舆论压力下，即电令江苏都督查究主犯。梁亦即在《庸言报》上发表《暗杀之罪恶》一文，要求查个水落石出。不久，凶手应桂馨、武士英先后落网，供出主谋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梁一洗不白之冤，同时从麦孟华得知自己为刺杀后补者，不寒而栗。深感到国内种种纷乱腐败，无可奈何。对袁世凯之临时政府不满，只好等正式政府成立，“徐图改造。”5月29日，民主党、共和党与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梁被选为理事。袁世凯为了利用进步党人，于7月31日任命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袁随即提出自己的一份内阁名单，由他的亲信掌握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大权，只给进步党以司法、教育、农工商三个闲职。而进步党则要求组成由他们掌握要职的内阁，梁启超甚至想要蔡锷入阁掌军事，企图打破袁的限制，遭到袁的坚决反对。梁本人原想就任内阁总理或财政部长，而袁却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只肯把梁放在无关大局的教育总长闲职上。梁坚辞不就，几乎使内阁筹组破产。但是此时袁还必须利用进步党为他效劳，只好作出局部的让步。经过四十日的讨价还价，熊希龄兼任财政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梁启超、汤化龙等进步党人认为，虽未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但可在法制上多下功夫，发挥作用。由于进步党人担任总理，并占有财政，司法、教育、农工商四席，所以时人还是称内阁为“进步党内阁”。进步党内阁组成后，在梁启超具体主持下，制定了内阁大政方针，对外求得和平、友好和尊重主权；在内治上以理财为主，整理币制及金融，简政减兵，实行军民分治、考试授官等办法，发展实业交通，实行“保护主义”及“开放主义”并举，奖励私人农工商发展，在政治上实行司法独立、保护民权等。
年2月，袁公布热河盗宝案，其目的在使熊希龄名声扫地，促熊下台。2月12日，袁准熊希龄辞职。梁启超亦多次要求辞职，承认自己“一介书生”不懂政务，于2月20日获准，接任币制局总裁。上任后，立即上书袁世凯，提出币制改革方案。又发表《币制条例理由书》《整理滥发货币与利用公债》《拟发行国币汇兑券说帖》《余之币制金融政策》《银行制度之建设》等文章，整顿租税、银行、货币及公债。无奈袁世凯对梁启超精心制订的币制改革方案不感兴趣。改革计划成为泡影。于是他从7月开始请辞币制局总裁，于12月27日获准离职。辞去币制局总裁后，他避入清华学校，撰写《欧洲战役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