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大量读书，不求甚解的幼年教育方法下，夏完淳对诗词经义有了一种感性上的认识，5岁时初上私塾，很快便能讲解《四书》、《五经》，而且常常一语中的，能抓住书中的要点。他因为熟读经史，所以常常大胆地在文章里谈论古人得失，而不像一般孩子那样人云亦云，盲目崇拜。这一点倒是继承了祖父夏时正小时候“诘问塾师”的胆量和精神，也深得父亲夏允彝的赞赏，认为他不死读书，没有沾染八股习气，路子是对的。当时夏允彝的好友，即完淳后来的老师陈子龙常常到夏家来玩，见完淳童年老成，颇为可爱，便常常逗弄他，和他争辩书中的疑难问题，有趣的是，一开始陈子龙只是出于游戏之心，想和孩子开开玩笑解闷，谁知完淳却十分认真而且精通学问，常常扬着小脑袋一字一句地反驳，弄得陈子龙无话可说，未免有些尴尬。这以后，陈子龙对完淳刮目相看，再也不敢轻视，并以能做他的老师而自豪。夏允彝的几社朋友们更是惊奇万分，敬称完淳为“小友”，视之为同道中人。 在六七岁时，这个“总角小童”便可洋洋洒洒写出数万言的诗赋古文来，而且“下笔立就”，“奇丽可观”，于是，惊叹不已的人们又送他一个美号“圣童”。老儒生陈继儒在《夏童子赞》里称许他：“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
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不要忘记夏完淳有那样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正如周汝昌先生感慨的那样：“要相信古人中是有天才的。”初唐四才子之一的王勃不也是在七八岁时就诗词赋精通了吗？孩子身上的潜力是无穷的，而这个年龄又正是他们智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只可惜现在有太多的家长并不真正严肃地对待这一个“小孩儿时期”。
儿子有了这样闪光的灵感，对他人的成就都“有片善，称之不容口”的夏允彝自然是鼓励有加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的称赞，而是在肯定儿子的才华的同时注意指出他的不足，并且把他当成大人平等看待，让他时时参与自己和朋友们的活动。几社同仁开会时，完淳便也常常坐在叔叔伯伯们中间，仰着小脑袋静静地听他们纵谈天下大事，痛骂朝中奸臣。加之奶奶、姐姐以及嫡母也常常教他《满江红》、《正气歌》等爱国诗歌，使他小小的心中除了做学问，成功名外，更多了一点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崇祯十年，夏允彝与好友陈子龙同时应试成功，做了进士，并上北京接受了皇帝的亲试，名列三甲。消息传来，夏家上下一片欢腾。如果凭心而论，夏允彝与陈子龙对那种腐朽的、摧残人才的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是并不欣赏的， 因此有人就称他们的几社是“以才情坏八股（见《南吴旧话录》）”。但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而且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又太少了。
如果想立功名，想做清官为国出力，就不得不通过八股“破题、承题、起讲”的那些关口，不得不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以对付考题中那些断章取义的古怪句子，这又是士子们唯一的选择。对夏允彝来说，国家现在已处在风雨飘摇的时期，处处捉襟见肘，千疮百孔，不但面临清军的威胁，还要应付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而当时的官员又多为阿谀奉承、互相倾轧、腐化消沉之辈。在此时获取功名，固然可以光宗耀祖，但更重要的是，终于通过了这千百个像父亲夏时正那样有才华的人都没能挤过的独木桥——科举，可以借此跳板来完成自己“兼济天下”的抱负，为国家出一点微薄之力。这也是父亲，一生被科举制度所困，被迫隐居乡里的夏时正对儿子真正的心愿。
在家乡的日子没有呆多久，夏允彝就要起程赴福建长乐县了。对于完淳的教育，他一直不能丢弃，终于决定干脆带儿子一起去福建，让他接触社会，增加阅历。对于这个决定，家里的老母、夫人虽然都有些舍不得，但从完淳未来的前途着想，也就忍痛同意了。毕竟让完淳跟在父亲身边，开开眼界是最好的出路。
就这样，完淳含泪拜别了白发苍苍的奶奶、嫡母、生母，两个妹妹（ 姐姐淑吉已回婆家），跟着爸爸又一次踏上了征途，只不过这次不是北上京城，而是南下福建。
走出很远时，他每次回头，好像还能看见奶奶由嫡母搀扶着站在院子里不忍离去的孤独身影。马车在蜿蜒的小道上越走越远，这身影也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渺小。嗒嗒的马蹄声清脆地敲在青石板的路面上，一下，一下，又一下……，就好像一把小锒头打在完淳被眼泪与亲情浸泡得湿透了的心上。完淳不由得叹息一声：奶奶啊奶奶，从此关山千里，江河难渡，我何时才能再见到您慈祥的身影？
7岁的完淳不知道，这次告别就是他和奶奶的永别。从此，他再也没见到过亲爱的、坚强的，给了他童年教育的奶奶，这位教育了两代英才的杰出的中国妇女。
在赴福建上任之前，夏允彝带儿子先顺路到嘉善亲家那里拜谒了钱彦林。那天风清日暖，钱彦林正坐在绿竹扶疏的后花园里，听家养的小戏班唱《牡丹亭》，自己也不时兴起随着那清婉的曲调款款吟唱几句，颇为得意。忽然在这时见到德高望重的亲家夏允彝和久盼会晤的“爱婿”完淳，不由得又惊又喜，忙叫人匆匆撤了戏换上酒席，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
夏允彝看见亲家这副狼狈相，不由得暗暗发笑，忙上前阻止。好一阵忙碌之后，钱氏父子及夏家父子才坐定下来。夏完淳终于见到了那位写赋夸赞他的大舅子钱默，不由得欣喜若狂，忙拉着他的手，和他谈起文学来。
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不要忘记夏完淳有那样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正如周汝昌先生感慨的那样：“要相信古人中是有天才的。”初唐四才子之一的王勃不也是在七八岁时就诗词赋精通了吗？孩子身上的潜力是无穷的，而这个年龄又正是他们智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只可惜现在有太多的家长并不真正严肃地对待这一个“小孩儿时期”。
儿子有了这样闪光的灵感，对他人的成就都“有片善，称之不容口”的夏允彝自然是鼓励有加的，但他也并不是一味的称赞，而是在肯定儿子的才华的同时注意指出他的不足，并且把他当成大人平等看待，让他时时参与自己和朋友们的活动。几社同仁开会时，完淳便也常常坐在叔叔伯伯们中间，仰着小脑袋静静地听他们纵谈天下大事，痛骂朝中奸臣。加之奶奶、姐姐以及嫡母也常常教他《满江红》、《正气歌》等爱国诗歌，使他小小的心中除了做学问，成功名外，更多了一点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崇祯十年，夏允彝与好友陈子龙同时应试成功，做了进士，并上北京接受了皇帝的亲试，名列三甲。消息传来，夏家上下一片欢腾。如果凭心而论，夏允彝与陈子龙对那种腐朽的、摧残人才的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是并不欣赏的， 因此有人就称他们的几社是“以才情坏八股（见《南吴旧话录》）”。但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而且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又太少了。
如果想立功名，想做清官为国出力，就不得不通过八股“破题、承题、起讲”的那些关口，不得不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以对付考题中那些断章取义的古怪句子，这又是士子们唯一的选择。对夏允彝来说，国家现在已处在风雨飘摇的时期，处处捉襟见肘，千疮百孔，不但面临清军的威胁，还要应付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而当时的官员又多为阿谀奉承、互相倾轧、腐化消沉之辈。在此时获取功名，固然可以光宗耀祖，但更重要的是，终于通过了这千百个像父亲夏时正那样有才华的人都没能挤过的独木桥——科举，可以借此跳板来完成自己“兼济天下”的抱负，为国家出一点微薄之力。这也是父亲，一生被科举制度所困，被迫隐居乡里的夏时正对儿子真正的心愿。
在家乡的日子没有呆多久，夏允彝就要起程赴福建长乐县了。对于完淳的教育，他一直不能丢弃，终于决定干脆带儿子一起去福建，让他接触社会，增加阅历。对于这个决定，家里的老母、夫人虽然都有些舍不得，但从完淳未来的前途着想，也就忍痛同意了。毕竟让完淳跟在父亲身边，开开眼界是最好的出路。
就这样，完淳含泪拜别了白发苍苍的奶奶、嫡母、生母，两个妹妹（ 姐姐淑吉已回婆家），跟着爸爸又一次踏上了征途，只不过这次不是北上京城，而是南下福建。
走出很远时，他每次回头，好像还能看见奶奶由嫡母搀扶着站在院子里不忍离去的孤独身影。马车在蜿蜒的小道上越走越远，这身影也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渺小。嗒嗒的马蹄声清脆地敲在青石板的路面上，一下，一下，又一下……，就好像一把小锒头打在完淳被眼泪与亲情浸泡得湿透了的心上。完淳不由得叹息一声：奶奶啊奶奶，从此关山千里，江河难渡，我何时才能再见到您慈祥的身影？
7岁的完淳不知道，这次告别就是他和奶奶的永别。从此，他再也没见到过亲爱的、坚强的，给了他童年教育的奶奶，这位教育了两代英才的杰出的中国妇女。
在赴福建上任之前，夏允彝带儿子先顺路到嘉善亲家那里拜谒了钱彦林。那天风清日暖，钱彦林正坐在绿竹扶疏的后花园里，听家养的小戏班唱《牡丹亭》，自己也不时兴起随着那清婉的曲调款款吟唱几句，颇为得意。忽然在这时见到德高望重的亲家夏允彝和久盼会晤的“爱婿”完淳，不由得又惊又喜，忙叫人匆匆撤了戏换上酒席，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
夏允彝看见亲家这副狼狈相，不由得暗暗发笑，忙上前阻止。好一阵忙碌之后，钱氏父子及夏家父子才坐定下来。夏完淳终于见到了那位写赋夸赞他的大舅子钱默，不由得欣喜若狂，忙拉着他的手，和他谈起文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