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礼仪起，晚境凄凉
世宗即位，杨廷和对他抱有很大希望，“自信可辅太平”，重振大明王朝。杨廷和办事勇于负责，敢于坚持己见，“事事有所持诤”。他多次上疏，劝世宗：“……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语多剀切”。但是，一场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的争论却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他的宏伟抱负也顿时化为泡影。
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嗣大统，按封建礼教，应尊孝宗为皇考。但世宗尊崇私亲，横生枝节，始则坚持尊本生父母为帝后，既而又欲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杨廷和等阁臣则引经据典，力言不可。“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开始了持续数年的“大礼仪”之争。“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凡三十疏”，“持论益不挠，卒以是忤帝意”，“帝常忽忽有所恨”。杨廷和被迫“累疏乞休”，嘉靖三年二月致仕，结束了自己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以后，大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诏定议礼诸臣罪”，已退居林泉之下的杨廷和也没能幸免，被削职为民。第二年，在寂寞中死去。
大礼仪之争，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但杨廷和等人持论不挠，敢于和皇帝抗争，罢官廷杖在所不惜，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明代士气之昌，于此可见一斑。
杨廷和失宠于世宗，倡大礼之仪固然是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即世宗的猜忌。史载：“帝颇事斋醮，廷和力言不可……江左比岁不登，中官请遣官督织造”，世宗“趣内阁撰敕”。“廷和等不奉命，因极言民困财竭，请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渎扰执拗。廷和力争，……不能止也。”作为封建帝王，当然不愿臣下多嘴多舌。更有甚者，杨廷和以倡大礼仪忤世宗意，“左右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世宗意遂内移。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多是昏聩无能之辈，专制皇权却丝毫不容侵犯。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世宗降敕称杨廷和“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身为人臣而目无君上，恐怕是杨廷和生遭贬窜且戮及身后的更深刻的原因。对此，杨廷和身居庙堂之时或许即有所察觉。史载，“杨石斋当国日，一弟为京卿，二弟为方面，诸子姓布列中外甚众。子慎复举进士第一人，贺者皆至，公颦蹙曰：‘君知为傀儡者乎？方奏伎时，次第陈举，至曲终，必尽出之场。此亦吾曲终时已，何贺为？’”伴君如伴虎，信然！
纵观杨廷和一生，觉得他不失为封建官僚中的杰出人物。武宗童昏，宦竖擅权，佞悻横行，他身为宰辅，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镇静持重”，“补苴匡救”，兢兢业业，支撑危局。正、嘉之际，他锐意改革，力除武宗时弊政。改革虽然因他被迫致仕而没能继续下去，但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以后的几次改革开了先河。他为官清正，虽“位及人臣，而居处同于寒素”；他关心民间疾苦，为家乡“通水利”，“修县城”，“置义田”，作了不少好事，很受时人称道。作为明代中叶著名的改革家，杨廷和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杨廷和少聪慧，读书用功，十二岁举于乡，十九岁中进士．于明弘治二年进修撰，参修《宪宗实录》和《会典》。正德二年初由詹事人东阁，专典诰赦，因与宦党相抗，得罪司礼监大太监刘瑾，改官南京户部尚书；不久因修书功成召还，授文渊阁大学士参理机务，迁吏部尚书。及至刘瑾伏诛，于正德七年进谨身殿大学士；继李东阳出任首辅。曾屡向武宗帝奏以去奸，正朝纲之计．奈宦官恶势力如瘟疫一般迷弥充蔽，诱导皇帝日事荒淫。既然无心振作，自不会认真采纳．但杨廷和认定目标，镇静持重以待发展，表现了政治家的气度．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燳崩，无子，杨廷和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据，请立武宗从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统、得到皇太后准许，由其拟发“遗诏”，迎候朱厚熜自驻守地安陆(今湖化应山县)回京继位。于新皇帝尚未抵京的一月之余，杨廷和借遗诏行事，励行新政，革除武宗朝所留弊政；打击宦官秉政当权恶势力，遗散平虏伯江彬矫旨改建的威武营、资遣锦衣卫擅调用的各边兵及其进献的美女、取消“皇庄”、“皇店”并9多余的工程。收纳宜府(河北宜化县)行宫金银珠宝，入于内库、释放南京大狱冤囚等。最后并说服皇太后，计擒欲拥兵反叛的奸倍将领江彬，于世宗即位后当众处决，榜示天下，同时将其死党一一缉拿，分别惩办。杨廷和总理朝政三十七日，改革之举，意义深远，恶势力遭到打击，正派力量得以增长，人心大快，国家从危弱转臻初治，史称“中外倚以为安”。世宗朱厚熜即位时，杨廷和奏准颁发拟定的新政纲领，借以精兵简政，减免税赋，清理盐政、漕运等，谨慎刑审、广开言路，举荐人才，使“天下翕然称治”，朝野大悦，皆称颂新天子圣明并杨廷和之功德．因此进为左柱国，兼《武宗实录》总裁、“大礼”议起，杨廷和受到排诉。所谓“大礼”即议论世宗朱厚熜父亲的主祀与尊号，世宗帝意欲舍去原有宗法制度抬高本支身价，尊自己父母为帝为后，杨廷和以首辅之位据理规劝，以为应“继统继嗣”，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与世宗议想不合．帝终按已意强行确定新帝系，重新培植亲信，进而打击阁臣，废除“新政”，恢复原来革除之弊政，旧势力重新抬头，“皇庄”、“官庄”重新发展。杨廷和痛心疾首，全力抗争，上奏章约三十道，然世宗无视，乃于嘉靖三年二月将其罢归故里新都．杨廷和去位后，世宗用大狱、廷杖、罢黜等暴力镇压了二百多位朝臣，勉强定了“大礼”。七年世宗《明伦大典》成，重定议礼诸臣之罪，杨廷和被定为罪魁，籍为民。世宗八年杨廷和病故于四川新都县，享年七十一岁．于穆宗隆庆初年得以复官，赠太保，谥文忠．生平著有《杨文忠公三录》、《石斋集》传世．亦善书，笔法工整．清魏坤《倚晴阁杂钞》谓：“明《昌运宫碑》，大学士李东阳撰，杨廷和书。”
杨廷和一生博学鸿毅，光明正大，积极倡导励行“新政”，对明朝之中衰起到一定振治作用，不愧为一位有胆识卓见的政治改革家。诚如李东阳说：“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经邦济国)事，须归介夫．”
世宗即位，杨廷和对他抱有很大希望，“自信可辅太平”，重振大明王朝。杨廷和办事勇于负责，敢于坚持己见，“事事有所持诤”。他多次上疏，劝世宗：“……务民义，勤学问，慎命令，明赏罚，专委任，纳谏诤，亲善人，节财用。语多剀切”。但是，一场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的争论却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他的宏伟抱负也顿时化为泡影。
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嗣大统，按封建礼教，应尊孝宗为皇考。但世宗尊崇私亲，横生枝节，始则坚持尊本生父母为帝后，既而又欲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杨廷和等阁臣则引经据典，力言不可。“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开始了持续数年的“大礼仪”之争。“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凡三十疏”，“持论益不挠，卒以是忤帝意”，“帝常忽忽有所恨”。杨廷和被迫“累疏乞休”，嘉靖三年二月致仕，结束了自己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以后，大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诏定议礼诸臣罪”，已退居林泉之下的杨廷和也没能幸免，被削职为民。第二年，在寂寞中死去。
大礼仪之争，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但杨廷和等人持论不挠，敢于和皇帝抗争，罢官廷杖在所不惜，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明代士气之昌，于此可见一斑。
杨廷和失宠于世宗，倡大礼之仪固然是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即世宗的猜忌。史载：“帝颇事斋醮，廷和力言不可……江左比岁不登，中官请遣官督织造”，世宗“趣内阁撰敕”。“廷和等不奉命，因极言民困财竭，请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渎扰执拗。廷和力争，……不能止也。”作为封建帝王，当然不愿臣下多嘴多舌。更有甚者，杨廷和以倡大礼仪忤世宗意，“左右因乘间言廷和恣无人臣礼”，世宗意遂内移。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多是昏聩无能之辈，专制皇权却丝毫不容侵犯。嘉靖七年，《明伦大典》成，世宗降敕称杨廷和“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身为人臣而目无君上，恐怕是杨廷和生遭贬窜且戮及身后的更深刻的原因。对此，杨廷和身居庙堂之时或许即有所察觉。史载，“杨石斋当国日，一弟为京卿，二弟为方面，诸子姓布列中外甚众。子慎复举进士第一人，贺者皆至，公颦蹙曰：‘君知为傀儡者乎？方奏伎时，次第陈举，至曲终，必尽出之场。此亦吾曲终时已，何贺为？’”伴君如伴虎，信然！
纵观杨廷和一生，觉得他不失为封建官僚中的杰出人物。武宗童昏，宦竖擅权，佞悻横行，他身为宰辅，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镇静持重”，“补苴匡救”，兢兢业业，支撑危局。正、嘉之际，他锐意改革，力除武宗时弊政。改革虽然因他被迫致仕而没能继续下去，但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以后的几次改革开了先河。他为官清正，虽“位及人臣，而居处同于寒素”；他关心民间疾苦，为家乡“通水利”，“修县城”，“置义田”，作了不少好事，很受时人称道。作为明代中叶著名的改革家，杨廷和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杨廷和少聪慧，读书用功，十二岁举于乡，十九岁中进士．于明弘治二年进修撰，参修《宪宗实录》和《会典》。正德二年初由詹事人东阁，专典诰赦，因与宦党相抗，得罪司礼监大太监刘瑾，改官南京户部尚书；不久因修书功成召还，授文渊阁大学士参理机务，迁吏部尚书。及至刘瑾伏诛，于正德七年进谨身殿大学士；继李东阳出任首辅。曾屡向武宗帝奏以去奸，正朝纲之计．奈宦官恶势力如瘟疫一般迷弥充蔽，诱导皇帝日事荒淫。既然无心振作，自不会认真采纳．但杨廷和认定目标，镇静持重以待发展，表现了政治家的气度．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燳崩，无子，杨廷和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据，请立武宗从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统、得到皇太后准许，由其拟发“遗诏”，迎候朱厚熜自驻守地安陆(今湖化应山县)回京继位。于新皇帝尚未抵京的一月之余，杨廷和借遗诏行事，励行新政，革除武宗朝所留弊政；打击宦官秉政当权恶势力，遗散平虏伯江彬矫旨改建的威武营、资遣锦衣卫擅调用的各边兵及其进献的美女、取消“皇庄”、“皇店”并9多余的工程。收纳宜府(河北宜化县)行宫金银珠宝，入于内库、释放南京大狱冤囚等。最后并说服皇太后，计擒欲拥兵反叛的奸倍将领江彬，于世宗即位后当众处决，榜示天下，同时将其死党一一缉拿，分别惩办。杨廷和总理朝政三十七日，改革之举，意义深远，恶势力遭到打击，正派力量得以增长，人心大快，国家从危弱转臻初治，史称“中外倚以为安”。世宗朱厚熜即位时，杨廷和奏准颁发拟定的新政纲领，借以精兵简政，减免税赋，清理盐政、漕运等，谨慎刑审、广开言路，举荐人才，使“天下翕然称治”，朝野大悦，皆称颂新天子圣明并杨廷和之功德．因此进为左柱国，兼《武宗实录》总裁、“大礼”议起，杨廷和受到排诉。所谓“大礼”即议论世宗朱厚熜父亲的主祀与尊号，世宗帝意欲舍去原有宗法制度抬高本支身价，尊自己父母为帝为后，杨廷和以首辅之位据理规劝，以为应“继统继嗣”，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与世宗议想不合．帝终按已意强行确定新帝系，重新培植亲信，进而打击阁臣，废除“新政”，恢复原来革除之弊政，旧势力重新抬头，“皇庄”、“官庄”重新发展。杨廷和痛心疾首，全力抗争，上奏章约三十道，然世宗无视，乃于嘉靖三年二月将其罢归故里新都．杨廷和去位后，世宗用大狱、廷杖、罢黜等暴力镇压了二百多位朝臣，勉强定了“大礼”。七年世宗《明伦大典》成，重定议礼诸臣之罪，杨廷和被定为罪魁，籍为民。世宗八年杨廷和病故于四川新都县，享年七十一岁．于穆宗隆庆初年得以复官，赠太保，谥文忠．生平著有《杨文忠公三录》、《石斋集》传世．亦善书，笔法工整．清魏坤《倚晴阁杂钞》谓：“明《昌运宫碑》，大学士李东阳撰，杨廷和书。”
杨廷和一生博学鸿毅，光明正大，积极倡导励行“新政”，对明朝之中衰起到一定振治作用，不愧为一位有胆识卓见的政治改革家。诚如李东阳说：“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经邦济国)事，须归介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