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琼出任兵部尚书，不久，他就根据当时“军令偏出，边军腐败”的状况，提出了全面整顿边防军务战略谋策的《审大计以重本兵疏》。接着，又提出从组织上整顿边军的具体方案《设提督以振军旅，裁冗员以安边防疏》。这些奏议，都得到当时朝廷的嘉许。又由于官逼民反，“四方盗起”，“将士以首功进秩”（以所斩首级数计功）。王琼对这个残暴的定制，反对甚烈。他在《内地征讨应废除首功疏》的奏议中，痛切地说：“此赢秦弊政，行之边防犹可，未有内地而用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纵贼贻祸，皆此论而致。自今内地征讨，惟以荡乎为功，不计首级”。自此废除了“首功进秩”的残暴定制。正德十二年，河套地区有警，王琼上疏提出：“自古制御边廷之道，不可贪功以启衅，亦不可怯懦以求和”的原则。十三年，又上疏提出《宣（化）大（同）、延绥应援节度》的规定：“敌不渡河，则延绥听调于宣、大；渡河，则宣、大听调于延绥”。皇帝御批“以其议”。这一军事应援制度的确定，根本改交了边将各领一方，互不支援的状况。总之，王琼执掌兵部以来，使当时内地和边防都呈现出了比较安定的局面。
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叛乱，王琼以兵部尚书之职，任人唯贤，预有筹划，沉著应急，调度有方，彻底粉碎了叛乱。原来，宁王宸濠封地于南昌，是朱元璋子宁王朱权的五世孙。早在刘瑾专权之时，宸濠就厚贿刘瑾，又以白银万两遍贿朝中权贵，结果将其当年被夺去的护卫真还。于是宸濠才能得以养兵蓄财，扩张势力。刘瑾事贩伏诛后，朝廷又夺了宸濠护卫，但长期以来左右一直恭维宸濠“龙姿凤表，可为天子”，又说；“南昌城上有天子气”。因此，宸濠沾沾自喜，愈急本可待。正德九年，他又重贿近侍钱宁、当时的兵部尚书陆完、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再次复还了护卫。同时，又与钱宁勾结以“当今无嗣”，让钱宁在正德皇帝跟前进言：“宁王勤孝，愿将其子送京，司香太庙”。正德皇帝不分皂白，竟答应下来。此时，京城里尽知宸濠大肆活动，图谋帝位。满朝官员尽受其贿，唯“王琼未有所染”。王琼既对宸濠所为早有察觉，他在正德十一年，就特举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出任赣南巡抚。接著又借福建省有警，以兵部请旨，准王守仁“便宜提督军务”。其实，王琼与王守仁从未见过一面，但王琼素知王守仁的才能与为人。他以贤取人，事先筹划，安排王守仁于江西，成为粉碎宸濠叛乱的关键之举。
在任人唯贤问题上，王琼早在弘治年间与人谈及况钟守苏州事时说：“司衡者要识拔真才而用之。‘甲’未必皆优于‘科’，‘科’未必皆优于‘贡’，而‘甲’与‘科’、‘贡’以外，又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必试之事，而后可见”。又说：“唯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所以能尽一世人才之用耳”。可见任王守仁也非一时之偶然。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宸濠在南昌谋反。十九日王守仁飞书报警。接看，巡抚南京都御史李充嗣也飞章告变。于是京师震动，受贿的官员大吏态度暖昧，说有“故事”。怕事的官员惶惶不安，无出对策。只有兵部尚书王琼独具胆略，胸有成竹。一夜之间草疏十三道，首请下诏，削濠属籍，正贼名，向天下宣布宸濠反叛罪行。同时，从军事上作了周密的部署。当时王琼镇静自若地对众官员说：“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抚赣州，正为今日，不过旦夕、贼成擒耳”。据明礼部尚书霍韬在王琼“神道碑”中记：“辛巳（正德十六年）之夏公在狱，礼都主事梁焯语韬曰：‘濠反时，朝士归心濠十有七，且曰濠必成，屹屹之不惧，独晋溪一人而已矣！”宸濠叛乱的当天，把南昌官员大部杀害，唯王守仁当时未在南昌，闻警后立即从吉安回师征讨。最后，在鄱阳湖大败叛军，于赣江下游樵舍港生擒宸濠，平定了这次叛乱。
宸濠叛乱，是封建皇室贵族妄图篡夺皇位的一次荒唐行动。但是，平定这次叛乱，对当时国家的统一，保持社会安定和生产的发展，都具有进步的作用。王琼与王守仁既无私人关系，从未有过面交，且又属不同学派，而王琼能以贤能和正直，为用人的原则，几百年来，都受到了历史上的赞扬。
平定宸濠叛乱后，王琼功不可没，第二年出任吏部尚书。当时，大学士首辅杨廷和素忌王琼才能，更不愿意王琼进入内阁。平定宸濠叛乱授功时，他明显地不同意给王琼授以重赏。这在王守仁的《辞封爵疏》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王守仁在疏中说：“当时兵部调之臣则有，若尚书王琼甚有事先御备之谋，所渭发纵指示之功也。今王尚书未蒙显褒，而臣独冒膺重赏，是掩人之善矣”。可以看出王守仁在“辞封爵”的同时，也是为王琼“未蒙显褒”而鸣不平。事有凑巧，正德十五年三月皇帝朱厚照病死。为立嗣事，王琼率九卿在左顺门当面质问杨廷和，闹得局面甚为尴尬。结果，杨廷和等迎立了兴献王长于朱厚偬，就是嘉靖皇帝。从此，杨廷和利用新皇帝排挤打击王琼，可说事已注定。果然，不出数月，杨廷和指使其党，诬陷王琼“交结内侍”诏下御史狱。先是论死罪，经王琼力辩，改谪戍绥德。所谓“交结内侍”，说明白就是《明史·王琼传》里说到的“厚事钱宁、江彬等”，其实，钱、江勾结擅权之时，王琼仅是尚书“级”的人物，而杨廷和、梁储、费宏等则是内阁大臣。在诸多尚书和内阁大臣之中，恐怕都不能不与钱、江有所往来。问题是在于往来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事。遍查《明史》，不见王琼与钱、江“交结”所干的不当之事，可见其论罪无据。所以王琼要“力辩”了。但结果还是才高正直，办事认真，屡建功勋的王琼竟谪居绥德整整达五年之久。《明史·杨廷和传》里有这样两句话“法司当琼奸党律论死，琼力自辩，得减戍边。或疑法司承廷和指者”。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王琼遭陷时，年已六十三岁。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遭到的一次致命打击。因此，一贯“攻于学，勤于政，忠于君”的王琼，也亲身体尝到官场政治的可怕。他在谪戍绥德，往游石窟山石宫寺时，曾题过一首七律；“载酒寻春石窟山，眼前春意几多般，柳枝嫩拂黄金坠，杏蕊含娇白雪团；我比谪仙狂问月，谁知陶令早辞官，乾坤俯仰成今古，世态浮云一笑看”。这是一首触景生情，寓意明白的律诗，虽不能说一代重臣，此时此地已产生了心灰意冷的念头，但他却是在自比李白、陶潜，笑看世态浮云，愤世嫉俗之情，形于言表。王琼自谪戍绥德，远离京城和家乡，过著孤独寂寞的生活，每日里只有以读书、吟诗、登高观景来安慰自己，然而在他内心里，对身遭诬陷，却有着强烈的愤慨。这在他谪戍绥德的第一年所作《秋日和韦庄绥州题句》中流露得非常明显：“石泪也含秦国恨，树声常动朔方秋”。一年以后，他又在《游天宁寺歌》中再次写出“扶苏本为谏坑儒，矫诏赐死奸臣诬，至今儿童识其处，秦廷佞人已族诛”。从诗中可以看出，王琼不仅日夜思念著为己辩诬，而且他坚信历史终将对忠与奸做出公正的裁地。王还谪居绥德期间，已年近古稀，在他的诗作中，对被诬谪戍，表抑了吸烈的不满。然而他对边城绥德及其自然风光，却有著美好的赞赏与留恋。嘉靖三年初秋他在《雨后登城》诗中这样写道：“兴来走上城头立，乱山堆青水流绿。川原净洗绝纤尘，花明柳媚添精神。我贪雨后好风景，不觉明月随归人”。这不仅是一幅山城雨后的绝妙图画，而画中“归人”又是多么地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很难想像，他此时此刻是一名谪戍边城的大吏。王琼在谪戍生涯的前期，对辩诬、复出，寄以很大的希望。嘉靖三年秋，他在另一首《登城》诗中写道：“日日登城不厌频，城高百尺可怡神。……谢公既有东山兴，旷达谁怜放逐臣”。这是明确地表示希望“东山再起”。嘉靖四年，王琼年已六十七岁，谪居绥德已是四个年头。尽管此时杨廷和已去职致仕，然仍不见朝廷起用的消息。因此，王琼自然地有时也产生早日“还籍为民”颐养天年于晋水源头的想法。建造晋溪园的念头就是在这偶然的，也是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嘉靖四年的冬天，正是他的长子王朝立再往谪所侍奉父亲之时。闲话中，王琼对儿子流露出，如能在家乡悬瓮山下，建一居所静养于山水之间以度晚年也就如愿了。儿子领会了父亲的意思，回家后就在暗中各级筹备，第二年京城传来消息，朝廷有了让王琼“还籍为民”的意思，于是，正式动工开始建造园子。园子建成后，就以王琼之号为园名，称之“晋溪园”。
南京吏部尚书襄垣人刘龙，于嘉靖五年为王琼新筑晋溪园赠七律四首。他在前记中这样写道：“王晋溪太宰卜筑于晋水边，甚为佳境。乃自绥德谪所，以书来乞诗。自谓儿辈近为我营一供老之所，池馆之间，胜植花竹，稻畦蒲扯，烟汀雪濑，弥漫极目，颇得秀润闲雅之趣。缙绅多为题咏，不宜独阙。乃叠韵以四律复之”。其一：“晋水源头冢宰家，独将风物占年华，舟航利涉空横渡，霖雨功成不受夸。千顷云翻彭泽稻，一川霞散洛阳花，何当起作天河水，再为苍生洗怨嗟”。其二；“几次投刺晋公家，遥望龙门发已华，表里山河空入梦，神仙池馆漫多夸。门前鸥鹭寻常客，镜里菱荷次第花，是说白头犹紫塞，中原悬望四夷嗟”。其三：“故乡门第是通家，京国交游有岁华，宴罢更留常至醉，诗成频读误蒙夸。秦关夜月三年笛，渭水春风几度花，何日与公更秉烛，侧身西望转长嗟”。其四：“晋溪原是大方家，润色皇猷国有华，十策河汾从古重，一篇滕阁至今夸。地灵惯产庭前玉，天巧能开笔上花，为报故国歌舞地，便看旌旗莫与嗟”。刘龙题诗虽有赞颂之语，却无故作之态，多是实事求是的挚友之言。不难看出好友对王琼蒙受诬陷，寄以无限的同情与安慰。从诗中更能了解当年王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建造晋溪园的来龙去脉。
晋溪园于嘉靖五年冬建成，整个园子选址幽雅，建筑适中，西依悬翁山麓，晋水鸿雁南河顺园的西墙南流，过鸳鸯口，分出鸳鸯中河，中河又沿园的南墙根东流，折向南去，陆堡河则顺晋祠祠垣南墙和晋溪园的北墙东流，整个园子三面环水，园门朝东，隔通向奉园寺小道对面是一片田田亭亭的荷花塘。
明清时，园西北有卧云桥对晋祠庙的坤顺门，园东北有起龙桥对向曦门，均可通入晋祠园内。园内堂榭清雅，亭宇整洁，真是依山环水，秀丽怡情。园子建成巧逢王琼好友吏部尚书乔宇来晋祠，他特意为园内正厅书匾“溪翁堂”。今日晋溪书院的西排房正是当年“溪翁堂”旧址。
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琼出任兵部尚书，不久，他就根据当时“军令偏出，边军腐败”的状况，提出了全面整顿边防军务战略谋策的《审大计以重本兵疏》。接着，又提出从组织上整顿边军的具体方案《设提督以振军旅，裁冗员以安边防疏》。这些奏议，都得到当时朝廷的嘉许。又由于官逼民反，“四方盗起”，“将士以首功进秩”（以所斩首级数计功）。王琼对这个残暴的定制，反对甚烈。他在《内地征讨应废除首功疏》的奏议中，痛切地说：“此赢秦弊政，行之边防犹可，未有内地而用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纵贼贻祸，皆此论而致。自今内地征讨，惟以荡乎为功，不计首级”。自此废除了“首功进秩”的残暴定制。正德十二年，河套地区有警，王琼上疏提出：“自古制御边廷之道，不可贪功以启衅，亦不可怯懦以求和”的原则。十三年，又上疏提出《宣（化）大（同）、延绥应援节度》的规定：“敌不渡河，则延绥听调于宣、大；渡河，则宣、大听调于延绥”。皇帝御批“以其议”。这一军事应援制度的确定，根本改交了边将各领一方，互不支援的状况。总之，王琼执掌兵部以来，使当时内地和边防都呈现出了比较安定的局面。
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叛乱，王琼以兵部尚书之职，任人唯贤，预有筹划，沉著应急，调度有方，彻底粉碎了叛乱。原来，宁王宸濠封地于南昌，是朱元璋子宁王朱权的五世孙。早在刘瑾专权之时，宸濠就厚贿刘瑾，又以白银万两遍贿朝中权贵，结果将其当年被夺去的护卫真还。于是宸濠才能得以养兵蓄财，扩张势力。刘瑾事贩伏诛后，朝廷又夺了宸濠护卫，但长期以来左右一直恭维宸濠“龙姿凤表，可为天子”，又说；“南昌城上有天子气”。因此，宸濠沾沾自喜，愈急本可待。正德九年，他又重贿近侍钱宁、当时的兵部尚书陆完、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再次复还了护卫。同时，又与钱宁勾结以“当今无嗣”，让钱宁在正德皇帝跟前进言：“宁王勤孝，愿将其子送京，司香太庙”。正德皇帝不分皂白，竟答应下来。此时，京城里尽知宸濠大肆活动，图谋帝位。满朝官员尽受其贿，唯“王琼未有所染”。王琼既对宸濠所为早有察觉，他在正德十一年，就特举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出任赣南巡抚。接著又借福建省有警，以兵部请旨，准王守仁“便宜提督军务”。其实，王琼与王守仁从未见过一面，但王琼素知王守仁的才能与为人。他以贤取人，事先筹划，安排王守仁于江西，成为粉碎宸濠叛乱的关键之举。
在任人唯贤问题上，王琼早在弘治年间与人谈及况钟守苏州事时说：“司衡者要识拔真才而用之。‘甲’未必皆优于‘科’，‘科’未必皆优于‘贡’，而‘甲’与‘科’、‘贡’以外，又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必试之事，而后可见”。又说：“唯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所以能尽一世人才之用耳”。可见任王守仁也非一时之偶然。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宸濠在南昌谋反。十九日王守仁飞书报警。接看，巡抚南京都御史李充嗣也飞章告变。于是京师震动，受贿的官员大吏态度暖昧，说有“故事”。怕事的官员惶惶不安，无出对策。只有兵部尚书王琼独具胆略，胸有成竹。一夜之间草疏十三道，首请下诏，削濠属籍，正贼名，向天下宣布宸濠反叛罪行。同时，从军事上作了周密的部署。当时王琼镇静自若地对众官员说：“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抚赣州，正为今日，不过旦夕、贼成擒耳”。据明礼部尚书霍韬在王琼“神道碑”中记：“辛巳（正德十六年）之夏公在狱，礼都主事梁焯语韬曰：‘濠反时，朝士归心濠十有七，且曰濠必成，屹屹之不惧，独晋溪一人而已矣！”宸濠叛乱的当天，把南昌官员大部杀害，唯王守仁当时未在南昌，闻警后立即从吉安回师征讨。最后，在鄱阳湖大败叛军，于赣江下游樵舍港生擒宸濠，平定了这次叛乱。
宸濠叛乱，是封建皇室贵族妄图篡夺皇位的一次荒唐行动。但是，平定这次叛乱，对当时国家的统一，保持社会安定和生产的发展，都具有进步的作用。王琼与王守仁既无私人关系，从未有过面交，且又属不同学派，而王琼能以贤能和正直，为用人的原则，几百年来，都受到了历史上的赞扬。
平定宸濠叛乱后，王琼功不可没，第二年出任吏部尚书。当时，大学士首辅杨廷和素忌王琼才能，更不愿意王琼进入内阁。平定宸濠叛乱授功时，他明显地不同意给王琼授以重赏。这在王守仁的《辞封爵疏》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王守仁在疏中说：“当时兵部调之臣则有，若尚书王琼甚有事先御备之谋，所渭发纵指示之功也。今王尚书未蒙显褒，而臣独冒膺重赏，是掩人之善矣”。可以看出王守仁在“辞封爵”的同时，也是为王琼“未蒙显褒”而鸣不平。事有凑巧，正德十五年三月皇帝朱厚照病死。为立嗣事，王琼率九卿在左顺门当面质问杨廷和，闹得局面甚为尴尬。结果，杨廷和等迎立了兴献王长于朱厚偬，就是嘉靖皇帝。从此，杨廷和利用新皇帝排挤打击王琼，可说事已注定。果然，不出数月，杨廷和指使其党，诬陷王琼“交结内侍”诏下御史狱。先是论死罪，经王琼力辩，改谪戍绥德。所谓“交结内侍”，说明白就是《明史·王琼传》里说到的“厚事钱宁、江彬等”，其实，钱、江勾结擅权之时，王琼仅是尚书“级”的人物，而杨廷和、梁储、费宏等则是内阁大臣。在诸多尚书和内阁大臣之中，恐怕都不能不与钱、江有所往来。问题是在于往来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事。遍查《明史》，不见王琼与钱、江“交结”所干的不当之事，可见其论罪无据。所以王琼要“力辩”了。但结果还是才高正直，办事认真，屡建功勋的王琼竟谪居绥德整整达五年之久。《明史·杨廷和传》里有这样两句话“法司当琼奸党律论死，琼力自辩，得减戍边。或疑法司承廷和指者”。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王琼遭陷时，年已六十三岁。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遭到的一次致命打击。因此，一贯“攻于学，勤于政，忠于君”的王琼，也亲身体尝到官场政治的可怕。他在谪戍绥德，往游石窟山石宫寺时，曾题过一首七律；“载酒寻春石窟山，眼前春意几多般，柳枝嫩拂黄金坠，杏蕊含娇白雪团；我比谪仙狂问月，谁知陶令早辞官，乾坤俯仰成今古，世态浮云一笑看”。这是一首触景生情，寓意明白的律诗，虽不能说一代重臣，此时此地已产生了心灰意冷的念头，但他却是在自比李白、陶潜，笑看世态浮云，愤世嫉俗之情，形于言表。王琼自谪戍绥德，远离京城和家乡，过著孤独寂寞的生活，每日里只有以读书、吟诗、登高观景来安慰自己，然而在他内心里，对身遭诬陷，却有着强烈的愤慨。这在他谪戍绥德的第一年所作《秋日和韦庄绥州题句》中流露得非常明显：“石泪也含秦国恨，树声常动朔方秋”。一年以后，他又在《游天宁寺歌》中再次写出“扶苏本为谏坑儒，矫诏赐死奸臣诬，至今儿童识其处，秦廷佞人已族诛”。从诗中可以看出，王琼不仅日夜思念著为己辩诬，而且他坚信历史终将对忠与奸做出公正的裁地。王还谪居绥德期间，已年近古稀，在他的诗作中，对被诬谪戍，表抑了吸烈的不满。然而他对边城绥德及其自然风光，却有著美好的赞赏与留恋。嘉靖三年初秋他在《雨后登城》诗中这样写道：“兴来走上城头立，乱山堆青水流绿。川原净洗绝纤尘，花明柳媚添精神。我贪雨后好风景，不觉明月随归人”。这不仅是一幅山城雨后的绝妙图画，而画中“归人”又是多么地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很难想像，他此时此刻是一名谪戍边城的大吏。王琼在谪戍生涯的前期，对辩诬、复出，寄以很大的希望。嘉靖三年秋，他在另一首《登城》诗中写道：“日日登城不厌频，城高百尺可怡神。……谢公既有东山兴，旷达谁怜放逐臣”。这是明确地表示希望“东山再起”。嘉靖四年，王琼年已六十七岁，谪居绥德已是四个年头。尽管此时杨廷和已去职致仕，然仍不见朝廷起用的消息。因此，王琼自然地有时也产生早日“还籍为民”颐养天年于晋水源头的想法。建造晋溪园的念头就是在这偶然的，也是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嘉靖四年的冬天，正是他的长子王朝立再往谪所侍奉父亲之时。闲话中，王琼对儿子流露出，如能在家乡悬瓮山下，建一居所静养于山水之间以度晚年也就如愿了。儿子领会了父亲的意思，回家后就在暗中各级筹备，第二年京城传来消息，朝廷有了让王琼“还籍为民”的意思，于是，正式动工开始建造园子。园子建成后，就以王琼之号为园名，称之“晋溪园”。
南京吏部尚书襄垣人刘龙，于嘉靖五年为王琼新筑晋溪园赠七律四首。他在前记中这样写道：“王晋溪太宰卜筑于晋水边，甚为佳境。乃自绥德谪所，以书来乞诗。自谓儿辈近为我营一供老之所，池馆之间，胜植花竹，稻畦蒲扯，烟汀雪濑，弥漫极目，颇得秀润闲雅之趣。缙绅多为题咏，不宜独阙。乃叠韵以四律复之”。其一：“晋水源头冢宰家，独将风物占年华，舟航利涉空横渡，霖雨功成不受夸。千顷云翻彭泽稻，一川霞散洛阳花，何当起作天河水，再为苍生洗怨嗟”。其二；“几次投刺晋公家，遥望龙门发已华，表里山河空入梦，神仙池馆漫多夸。门前鸥鹭寻常客，镜里菱荷次第花，是说白头犹紫塞，中原悬望四夷嗟”。其三：“故乡门第是通家，京国交游有岁华，宴罢更留常至醉，诗成频读误蒙夸。秦关夜月三年笛，渭水春风几度花，何日与公更秉烛，侧身西望转长嗟”。其四：“晋溪原是大方家，润色皇猷国有华，十策河汾从古重，一篇滕阁至今夸。地灵惯产庭前玉，天巧能开笔上花，为报故国歌舞地，便看旌旗莫与嗟”。刘龙题诗虽有赞颂之语，却无故作之态，多是实事求是的挚友之言。不难看出好友对王琼蒙受诬陷，寄以无限的同情与安慰。从诗中更能了解当年王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建造晋溪园的来龙去脉。
晋溪园于嘉靖五年冬建成，整个园子选址幽雅，建筑适中，西依悬翁山麓，晋水鸿雁南河顺园的西墙南流，过鸳鸯口，分出鸳鸯中河，中河又沿园的南墙根东流，折向南去，陆堡河则顺晋祠祠垣南墙和晋溪园的北墙东流，整个园子三面环水，园门朝东，隔通向奉园寺小道对面是一片田田亭亭的荷花塘。
明清时，园西北有卧云桥对晋祠庙的坤顺门，园东北有起龙桥对向曦门，均可通入晋祠园内。园内堂榭清雅，亭宇整洁，真是依山环水，秀丽怡情。园子建成巧逢王琼好友吏部尚书乔宇来晋祠，他特意为园内正厅书匾“溪翁堂”。今日晋溪书院的西排房正是当年“溪翁堂”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