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晋溪园建成不久，嘉靖六年春诏令“恩准”王琼“还籍为民”。于是，王琼离开了整整谪居五年的绥德，回到了家乡，住进了新建的晋溪园内。自此，他每日里不是读史、吟诗、弈棋、写字，就是浇花、修竹，临河垂钓。真正过上了山水怡情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仅仅过了不到半年，嘉靖七年二月朝廷因西北边事紧急，由内阁大臣桂萼等推荐，诏令王琼“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嘉靖皇帝还御书“方岳重寄”匾，特命钦差直送王琼府第悬挂。时已七十高龄的王琼，二月接旨，三月登程，为安定边防驰骋于西北疆场整整四年。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而前期西北边防的安定，甚赖杨一清、王琼总制三边之力。《明史》上曾对王琼安定边防给予很高的评价：“其督三边也，人以比杨一清云”。（杨一清，字应宁，成化八年进士，武宗初总制三镇军务，后任吏部尚书，又进华盖殿大学士，入阁为首辅。）
自嘉靖七年至十年的四年中，从延绥到宁夏，直至河西走廊嘉峪关外，所谓明代“三边”数千里边防，统归王琼总制。王琼于嘉靖七年三月启行，六月到达西北重镇兰州，八月抵凉州（武威），九月二十七日率大军驻黑泉驿。冬十月驻酒泉，十二月驻嘉峪关。王琼在西北先是开禁了关闭多年，不许吐鲁番入贡的西域关隘，恢复了边疆地区民族间的正常往来与商业贸易。王琼在治皇帝的《御故安边疏》中明确地提出了不同于旁人的主张：“御边侵之策，惟战与和而已。战和并用、以战求和”。同时，他坚决反对闭关不通往来的政策。他在奏疏中又说：“绝贡非宜，往和非礼”。又主张“顺则抚，勿过抚，以纳侮；逆则拒，勿深拒，以穷兵”。尽管他的主张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但毕竟他是主张边境地区民族之间，应该是友好往来，和平相处，互通有无的。当然他对无故劫掠的行动，坚决主张给予打击，如对进犯宁夏劫掠临洮之寇，则采取剿抚结合的办法加以解决。总之，王琼总制三边数年，西北“边境益靖”确是事实。时，他总结了历代宁边之得失，并搜集了所有条例、奏疏。图舆，编著了《西番事迹》和《北边事迹》各一卷。嘉靖十年，召王琼回京任吏部尚书。十一年，七十四岁的王琼病逝于京任所。长子王朝立扶灵柩口籍，葬于蒙山脚下，后称王家坟。
第二年，诏建专祠于晋溪园之西，即今仍存在的王琼祠。
明建王琼祠在晋溪园——晋溪书院西，前临鸿雁南河，后倚悬瓮山麓，右邻难老泉，左有鸳鸯水亭。祠前有古银杏树两株，雌雄同植，树干有十围，树高20米以上，柯枝繁茂，形同华盖。金秋季节，满身黄袍袈裟，累累银杏有如金果，传说此银杏树为王琼手植，距今最少有500年光景。王琼祠自明嘉靖以来，历经修茸。现在祠内仍有王琼塑像，两边往上挂著王琼十四世孙王惠等立的一副木刻楹联，上联是：“举朝汹汹，谁知讨擒宸濠，此事已付王新建”（王守仁曾受封为新建伯）。下联是：“公论啧啧，试看总督甘陕，厥功何如杨应宁”（杨一清字应宁）。全联概括了王琼一生的主要功绩。现在祠门上悬有赵望进补书的“山高水长”额匾。近年来，海外“太原王氏宗族”，回归问组，常来瞻仰祭祀。
历史上对王琼在当时社会的作为与功绩是肯定的，对他一度为人陷害，蒙冤数载的遭遇，当时就有不少人或为之鸣不平，或为之辩白。明代思想家李贽（卓吾）在《经济名臣》一书中，为王琼蒙冤而辩解说：“夫满朝皆受宸濠贿赂，独晋溪与梁储亡有也。杨廷和为首相，受宸濠贿，擅与护卫……呜呼！不贪宸濠之贿，而交于王守仁，使居上流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钱与人，不与一面相识，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力者，自当了了”。李贽的这段话是针对诬陷王琼罪状里有“交接近侍且贪财”而发谕的。明天启时，晋祠举人李中馥在《王恭襄公立朝辨》一文中曾论说：“伎俩精于逢迎者，名利所由迫；心术工于阱陷者，事业何由隆？！公名利之情最淡，事业之著无穷。何以逢迎于上，谋陷于下者乎？”从中国古今历史中，从王琼自身的经历中，得出如此精论，李中馥之言确能发人深思。
嘉靖七年，王琼七十岁，他在西征途中路过金城，曾偕彭泽登兰州望河楼。所作七律“一上高楼兴欲飞，皋兰形势宇中稀。河湟自昔通漕挽，羌虏从今息是非。万壑风云秋气肃，蔽川族旗雨声霏。拆冲旧属吾儒事，坐定康居振旅归”。全诗充满了豪放、坚毅的气势，为国安边，责元旁贷的气概，跃然纸上。这不可以只是用忠君报国思想来解释，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民族意识支配下的思想表露。“坐定康居振旅归”。看来，王琼安边的志向并不仅限于嘉峪关上，而是更远更大。可惜明王朝的统治，已经是无暇顾及了。
嘉靖七年九月初，王琼大军离凉州西进，夜宿石峡口驿。荒凉边塞、萧索秋夜，孤塌寒窗，征夫堠火。然而，王琼在这征途夜宿中，写下的却是“志存报国宁辞远，不问乌桓路几程”。王琼不仅如此作诗，而且也是如此为人做事。有人说王琼确有“辅相之气度，统帅之谋略”。这话至少不是夸张。
总括王琼一生，自二十六岁入仕，四十八年中历事了四个皇帝。作为封建社会时代的一名官吏，又处在这个王朝正在走下坡路的时候，面对专制横暴，荒唐无能的皇帝、腐败荒淫图谋帝位的皇族，飞扬跋扈、无恶不作的阉党，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官僚，由于官逼民反“盗贼四起”的农民暴动，矛盾激化、日益多事的边塞边防，在这重重矛盾的漩涡之中，王琼却能做到勤于职守，严于律已，任人而唯贤，临危而不惧，受诬陷而不消极自弃，为安边而不顾古稀高龄。尤其在他做了五年兵部尚书之后，紧接着是过了五年蒙冤谪戍的生活，接看是七十高龄，再度出山，驰骋西北边防，又是整整四年，最后，老死任所。然而，这十五载的晚年生涯，不但真实地总结了，而且更加充实了王琼毕生事业。诚如王守仁在正德十三年三月给王琼的书信中所说：“守仁每诵明公之论奏，见其洞察之明，刚果之断，妙应无方之知，灿然剖悉之有条，而正大光明之学，凛然理文之莫犯，未尝不拱手起诵，敬仰叹服”。王阳明真灼之言，足见当年王琼学识之渊博，为人之正直，事业之精勤，见解之独到，应变之沉著，处世之公正。
王琼一生，为人做事，特别是他与王阳明虽无一面之交，却互为信任，深有共识的关系，充分说明了维系他们之间言与行的一致，首先是他们思想观点的相似与相同。历来人们认为王琼的父辈受业于薛宣门下，曾以“薛夫子”教条，严教于子侄，且当时社会程朱理学据统治地位，科、甲出身的王琼，其学术观点自然相承于宋明理学。其不知中国从明正德年间至清代鸦片战争前夕，随著封建社会后期社会总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来一股新的进步思潮——“明清实学思潮”。明清实学如同宋明理学一样，是儒学发展到明清肘期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而王阳明正是晚明文化变革的理论先躯。
王琼的一贯求实、务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生为官，力图“富国强兵”，不谋功利；在用人问题上坚持“择贤而用”，不唯“科、甲”取士；更应值得提到的是，他敢于与权贵、奸邪作斗争，即使遭到陷害也不妥协的耿直仁侠气质等等。尽管王琼所维护的必然是正在开始走向衰落的封建的明王朝，但很显然，“崇实黜虚”的时代精神，已经在王琼的思想深处反映出来。从明朝正德到嘉靖时期，当时中国社会的实学思潮，还处在萌发阶段，而王琼在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表现，与作为，可以说是明清实学启蒙先驱之一。
晋溪园建成不久，嘉靖六年春诏令“恩准”王琼“还籍为民”。于是，王琼离开了整整谪居五年的绥德，回到了家乡，住进了新建的晋溪园内。自此，他每日里不是读史、吟诗、弈棋、写字，就是浇花、修竹，临河垂钓。真正过上了山水怡情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仅仅过了不到半年，嘉靖七年二月朝廷因西北边事紧急，由内阁大臣桂萼等推荐，诏令王琼“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嘉靖皇帝还御书“方岳重寄”匾，特命钦差直送王琼府第悬挂。时已七十高龄的王琼，二月接旨，三月登程，为安定边防驰骋于西北疆场整整四年。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而前期西北边防的安定，甚赖杨一清、王琼总制三边之力。《明史》上曾对王琼安定边防给予很高的评价：“其督三边也，人以比杨一清云”。（杨一清，字应宁，成化八年进士，武宗初总制三镇军务，后任吏部尚书，又进华盖殿大学士，入阁为首辅。）
自嘉靖七年至十年的四年中，从延绥到宁夏，直至河西走廊嘉峪关外，所谓明代“三边”数千里边防，统归王琼总制。王琼于嘉靖七年三月启行，六月到达西北重镇兰州，八月抵凉州（武威），九月二十七日率大军驻黑泉驿。冬十月驻酒泉，十二月驻嘉峪关。王琼在西北先是开禁了关闭多年，不许吐鲁番入贡的西域关隘，恢复了边疆地区民族间的正常往来与商业贸易。王琼在治皇帝的《御故安边疏》中明确地提出了不同于旁人的主张：“御边侵之策，惟战与和而已。战和并用、以战求和”。同时，他坚决反对闭关不通往来的政策。他在奏疏中又说：“绝贡非宜，往和非礼”。又主张“顺则抚，勿过抚，以纳侮；逆则拒，勿深拒，以穷兵”。尽管他的主张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但毕竟他是主张边境地区民族之间，应该是友好往来，和平相处，互通有无的。当然他对无故劫掠的行动，坚决主张给予打击，如对进犯宁夏劫掠临洮之寇，则采取剿抚结合的办法加以解决。总之，王琼总制三边数年，西北“边境益靖”确是事实。时，他总结了历代宁边之得失，并搜集了所有条例、奏疏。图舆，编著了《西番事迹》和《北边事迹》各一卷。嘉靖十年，召王琼回京任吏部尚书。十一年，七十四岁的王琼病逝于京任所。长子王朝立扶灵柩口籍，葬于蒙山脚下，后称王家坟。
第二年，诏建专祠于晋溪园之西，即今仍存在的王琼祠。
明建王琼祠在晋溪园——晋溪书院西，前临鸿雁南河，后倚悬瓮山麓，右邻难老泉，左有鸳鸯水亭。祠前有古银杏树两株，雌雄同植，树干有十围，树高20米以上，柯枝繁茂，形同华盖。金秋季节，满身黄袍袈裟，累累银杏有如金果，传说此银杏树为王琼手植，距今最少有500年光景。王琼祠自明嘉靖以来，历经修茸。现在祠内仍有王琼塑像，两边往上挂著王琼十四世孙王惠等立的一副木刻楹联，上联是：“举朝汹汹，谁知讨擒宸濠，此事已付王新建”（王守仁曾受封为新建伯）。下联是：“公论啧啧，试看总督甘陕，厥功何如杨应宁”（杨一清字应宁）。全联概括了王琼一生的主要功绩。现在祠门上悬有赵望进补书的“山高水长”额匾。近年来，海外“太原王氏宗族”，回归问组，常来瞻仰祭祀。
历史上对王琼在当时社会的作为与功绩是肯定的，对他一度为人陷害，蒙冤数载的遭遇，当时就有不少人或为之鸣不平，或为之辩白。明代思想家李贽（卓吾）在《经济名臣》一书中，为王琼蒙冤而辩解说：“夫满朝皆受宸濠贿赂，独晋溪与梁储亡有也。杨廷和为首相，受宸濠贿，擅与护卫……呜呼！不贪宸濠之贿，而交于王守仁，使居上流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钱与人，不与一面相识，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力者，自当了了”。李贽的这段话是针对诬陷王琼罪状里有“交接近侍且贪财”而发谕的。明天启时，晋祠举人李中馥在《王恭襄公立朝辨》一文中曾论说：“伎俩精于逢迎者，名利所由迫；心术工于阱陷者，事业何由隆？！公名利之情最淡，事业之著无穷。何以逢迎于上，谋陷于下者乎？”从中国古今历史中，从王琼自身的经历中，得出如此精论，李中馥之言确能发人深思。
嘉靖七年，王琼七十岁，他在西征途中路过金城，曾偕彭泽登兰州望河楼。所作七律“一上高楼兴欲飞，皋兰形势宇中稀。河湟自昔通漕挽，羌虏从今息是非。万壑风云秋气肃，蔽川族旗雨声霏。拆冲旧属吾儒事，坐定康居振旅归”。全诗充满了豪放、坚毅的气势，为国安边，责元旁贷的气概，跃然纸上。这不可以只是用忠君报国思想来解释，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民族意识支配下的思想表露。“坐定康居振旅归”。看来，王琼安边的志向并不仅限于嘉峪关上，而是更远更大。可惜明王朝的统治，已经是无暇顾及了。
嘉靖七年九月初，王琼大军离凉州西进，夜宿石峡口驿。荒凉边塞、萧索秋夜，孤塌寒窗，征夫堠火。然而，王琼在这征途夜宿中，写下的却是“志存报国宁辞远，不问乌桓路几程”。王琼不仅如此作诗，而且也是如此为人做事。有人说王琼确有“辅相之气度，统帅之谋略”。这话至少不是夸张。
总括王琼一生，自二十六岁入仕，四十八年中历事了四个皇帝。作为封建社会时代的一名官吏，又处在这个王朝正在走下坡路的时候，面对专制横暴，荒唐无能的皇帝、腐败荒淫图谋帝位的皇族，飞扬跋扈、无恶不作的阉党，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官僚，由于官逼民反“盗贼四起”的农民暴动，矛盾激化、日益多事的边塞边防，在这重重矛盾的漩涡之中，王琼却能做到勤于职守，严于律已，任人而唯贤，临危而不惧，受诬陷而不消极自弃，为安边而不顾古稀高龄。尤其在他做了五年兵部尚书之后，紧接着是过了五年蒙冤谪戍的生活，接看是七十高龄，再度出山，驰骋西北边防，又是整整四年，最后，老死任所。然而，这十五载的晚年生涯，不但真实地总结了，而且更加充实了王琼毕生事业。诚如王守仁在正德十三年三月给王琼的书信中所说：“守仁每诵明公之论奏，见其洞察之明，刚果之断，妙应无方之知，灿然剖悉之有条，而正大光明之学，凛然理文之莫犯，未尝不拱手起诵，敬仰叹服”。王阳明真灼之言，足见当年王琼学识之渊博，为人之正直，事业之精勤，见解之独到，应变之沉著，处世之公正。
王琼一生，为人做事，特别是他与王阳明虽无一面之交，却互为信任，深有共识的关系，充分说明了维系他们之间言与行的一致，首先是他们思想观点的相似与相同。历来人们认为王琼的父辈受业于薛宣门下，曾以“薛夫子”教条，严教于子侄，且当时社会程朱理学据统治地位，科、甲出身的王琼，其学术观点自然相承于宋明理学。其不知中国从明正德年间至清代鸦片战争前夕，随著封建社会后期社会总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来一股新的进步思潮——“明清实学思潮”。明清实学如同宋明理学一样，是儒学发展到明清肘期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而王阳明正是晚明文化变革的理论先躯。
王琼的一贯求实、务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生为官，力图“富国强兵”，不谋功利；在用人问题上坚持“择贤而用”，不唯“科、甲”取士；更应值得提到的是，他敢于与权贵、奸邪作斗争，即使遭到陷害也不妥协的耿直仁侠气质等等。尽管王琼所维护的必然是正在开始走向衰落的封建的明王朝，但很显然，“崇实黜虚”的时代精神，已经在王琼的思想深处反映出来。从明朝正德到嘉靖时期，当时中国社会的实学思潮，还处在萌发阶段，而王琼在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表现，与作为，可以说是明清实学启蒙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