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君角解国
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秦军并吞魏地二十城，在该地设置东郡，第二年（秦王政6年），韩、魏、赵、卫、楚五国组成联军进攻秦国，攻占了寿陵邑。秦国派出军队，五国停止了进军。秦国继而攻下卫国，卫君角惟有率领他的宗族迁居到野王，而魏国的河内 郡因山势险阻而得以保全，但朝歌却被秦国攻占，至于卫国原本的首都濮阳则合并至秦国的东郡。
秦灭六国后，卫国仍然被嬴政保留。直至秦二世元年，才下令将其解国，废卫君角为庶人，卫国从而成为最后一个被秦国所灭的关东国家。因此有学者认为，这可能连系着秦始皇皇后身份的历史之谜，也就是说，嬴政的皇后（或王后）有可能出自姬姓卫国公族，而 公子扶苏有可能为卫国来的皇后（或王后）姬氏所生（有另一说指扶苏生母为楚国公主），这也解释了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立即废掉卫君角的原因，即秦二世矫诏杀死其兄扶苏后，剪除东方起义军利用扶苏和其外戚卫国的影响上的威胁。
分析
历代不少文人都曾经探讨过六国被秦国所灭的原因，其中以位列唐宋八大家的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的六国论较为著名。苏洵认为六国破灭的原因是“弊在赂秦”。苏轼则认为秦国因养士而轻易地灭六国，而统一后又因视养士无用而速亡，大概是出于宋朝 士子张元、吴昊两人因累试不第而叛宋投夏的感慨。至于苏辙则以地理战略的角度着手，指山东六国必需保有韩魏两国作屏障，韩魏两国位处中原，当两国不保，其余四国只能被秦国各个击破。
事实上，六国之亡是主要受到内因外因等多个因素影响，三苏的论点合起来，才比较接近秦能统一六国的真相，但仍然有不足之处。孔子曾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秦人能做到足食、足兵、国人信服这三点，只要上台的不是昏君，自然能兼并六国。例如 秦人有关中沃野之利，又有巴蜀的盐铁之利，不惧山东六国的盐铁封锁，北有郑国渠，南有都江堰，已做到“足食”一点；军功授爵，首级易功，士卒敢战，已做到“足兵”一点，而商鞅徙木示信，则做到“国人信服”一点，因此才对山东六国造成压倒性优势。
除此之外，秦国武器制造的流程与制度十分严谨，每一件兵器从生产工人、仓库保管、工场的责任人，一直到中央政府的总监制者，都要实名在产品上记录。这种制度称为“勒名工官”，既是产品质量监管制度，也是产品流通监管制度，可以从头到尾追踪每一件武 器产品的行踪，因此秦国兵器精良无比，1982年发现的秦代铜戈“十七年丞相启状戈”正是具体例子（现收藏在天津市博物馆）。
此外，秦国地理位置优越，其西南北三个方向都没有强大，或者是势均力敌的敌人，故可专心一致向东方扩张。即使征东失败，有崤山、函谷关之固，亦可足以自守，休养生息，坐待山东六国互相攻伐。相比起三晋的地狭人众来说，秦国可说是地广人稀，故此秦国 经常招徕三晋百姓到秦国种地，并赐田宅，免兵役，专事耕织，这样秦国本土百姓就可完全投入兵役，轮番作战。
史书记载当时秦国百姓勇悍，却甚为单纯，以兵戎来说则秦最强悍，三晋次之，齐人最怯。秦国为免民风变得柔弱，故采取措施以尽量减少秦国百姓与关东百姓的接触。如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取魏国陕县后，即将当地人遣回魏国。秦国即使招徕三晋百姓开 垦，也只把他们安置在新辟地方，不与秦国百姓接触。保持强悍民风，亦是秦国消灭六国的主要因素。
史家杜正胜在其著作指出，战国时代各国都透过税制及户籍制度对百姓直接支配，称为“编户齐民”（编入户籍的农民），承担国家赋税，作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不过到了战国后期，六国农民朝不保夕，经济破产，无法支持战争的开支及征召，六国的赋税基础 受到破坏，因而败亡。
六国合纵本是嬴政在统一战争最大的绊脚石，但六国本身各怀鬼胎，且山东六国之间亦时常发生战事，例如赵燕两国已经因连年战争，而成为生死大敌，在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燕王喜因赵国长期遭受秦国攻击，主将廉颇又出奔魏国，燕王喜不但没有打算 援赵抗秦，反而有意趁火打劫进攻赵国。出征前燕王喜曾询问剧辛关于庞煖的情况，剧辛说庞煖容易对付。燕王喜于是以剧辛为将攻打赵国，赵国派庞煖迎战。最终赵军大胜，俘虏燕国两万人，剧辛被擒杀。从上述例子可见六国合纵关系十分脆弱，终被秦国逐一轻易击破。
政治措施
嬴政用武力统一六国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均对后世造成巨大的影响。
初并天下诏和称皇帝
西周初年，只有周天子才可称为“王”，但自平王东迁后，周室衰落，楚吴越三国分别僭越称王，而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威更形低落，其间发生“五国相王事件”，各诸侯不但各自称王，还互相承认对方君主的王位，一时间“王”的称号亦大幅贬值，因此“皇 、帝”之名开始形成。当时各国诸侯为了合理化自己的政权及统一的依据，纷纷从上古史中找出根源，甚至为自己王族编造古代帝王谱系。如战国后期齐湣王及秦昭襄王互称东西两帝。
嬴政统一六国后，下令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于是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及廷尉李斯等人商议说，五帝的土地虽然广阔，外面还划分有侯服、夷服等地区 ，诸侯是否觐见不由天子控制，不少诸侯更加是听宣不听调，嬴政的功业已经超越三皇五帝，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等称谓，以泰皇最尊贵，因此向嬴政献上“泰皇”的尊号。颁布律令的称为“制书”，诏告天下事件的称为“诏书”，印章称“玺”，所说的话称“谕 ”，群臣称其为“陛下”。天子不再自称为“寡人”，改称为“朕”。
嬴政接受王绾等人的大多数建议，但对于群臣向自己献上的尊号“泰皇”，则将其泰字去掉，采用上古“帝”一字，称为“皇帝”，并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废除谥法。自称“始皇帝”，后代则称二世、三世直到万世。百姓则称为“黔首”。
另一方面，嬴政又命李斯将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磨成玉玺，亦即是后世相传的“传国玉玺”，玉玺大小为四寸方形，由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璧精研细磨，玉玺上方雕着五条龙，上写八个虫鸟篆字，根据记载和现存拓片有“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见《三国志·吴书》）”、“受命于天，既寿且康（见《应氏汉官》、《皇甫世纪》）”以及“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史家裴松之说法）”四种说法。
五德终始说
秦始皇采用战国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认为黄帝属土德，有黄龙和大蚯蚓出现。夏朝得木德，有青龙降落在都城郊外，草木长得格外茁壮茂盛。商朝得金德，所以才从山中流出银子来。周朝属火德，所以出现赤乌的祥端。秦继周而兴，加上秦始皇的先祖秦文公 在出猎时遇上黑龙，故秦应属水德。为配合水德的特性，以十月为岁首，年初朝贺改至十月一日进行，色尚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天子乘舆六尺、车驾六马）等制度都以“六”为数，并更改黄河的名称为“德水”。其他水德的 特性包括方向尚“北”，季节尚“冬”等。因为水主阴，阴代表刑杀，秦始皇以此作为其加重严刑酷法的依据。
三公九卿
由于秦代国祚短暂，加上记载残缺，对于秦代的官僚制度只能作出间接推断，但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东汉班固所着《汉书》，都指汉承秦制，因此对于秦始皇时期的官僚体制，主要是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不过无论如何，秦始皇确立百官体 制，称“三公九卿”，并沿用后世的说法，仍为人广泛接受。
关于“三公”一词出现的时间，应在春秋之末。至于“九卿”则自周初至战国初期，未曾发现各国采用此官制的证据，但可以确定“九卿”一词出现在春秋鲁定公、鲁哀公在位期间，且与‘三公’连在一起。先秦文献中关于九卿之说的确切记载是《吕氏春秋》，另 外《吕氏春秋·十二纪》中也有类似的制度描述，可以视为‘九卿’一词的最早出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百官体制，以丞相总理国政·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纠察和监察工作，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九卿”掌控宫廷事务，包括郎中令（宫中保安）、治粟内史（掌财政）、奉常（掌宗庙礼仪）、太仆（掌皇室舆马）、廷尉（掌刑狱） 、少府（掌山海池泽）、卫尉（掌宫门卫兵）、典客（掌“蛮夷”事务）及宗正（掌宗室事务），但因为文献记载的缺乏，故未能确定太尉及御史大夫是否真正履行实务。至于九卿的数目开始时只是象征式，只是观念上之官制，并未尝为“九”之数字所拘。直至东汉才 将观念上之九卿，坐实为事实上之九卿。
另一方面，秦代官制亦设博士七十二人，以备咨询，又设将军（掌征讨）、将作少府（治宫室），所有官员都由朝廷委任，随时调动任免，并须每年考绩。秦始皇建立的官僚制度，成为历朝政治制度的典范。
采用郡县制
自秦国消灭六国后，朝堂上对于如何管治六国故地，究竟是采用沿用已久的郡县制，还是复行封建展开讨论。当时丞相王绾认为，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若果不在此三地分封宗室，此三地就无法真正被朝廷控制，因此建议秦始皇分封诸子，以屏藩皇室。这个 建议尽管得到大部分大臣支持，但当时担任廷尉的李斯却力排众议。
李斯以周王室作例子，指周王室亦分封不少姬姓公族，但他们的后代却因为血缘疏远，纷纷割据，互视对方为寇仇，周天子根本无力阻止诸候之间的争端，而且诸侯根本不再将王室放在眼内，最终周朝分崩离析。分封诸子只会导致日后诸侯割据，兵甲不息。要使天 下安宁，只能推行郡县制，对于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才可以消除天下人的野心。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指诸侯王才是扰乱天下的祸端，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天下人才苦于连年战争无止无休，渴求和平。如果重新分封诸王，只会重演春秋战国时，各国互相攻伐的苦况，因此决定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直至秦亡为止，共置五十四郡，每郡都设 置郡守（掌民政）、郡尉（掌军政）、郡监（掌监察），由中央朝廷委任，不得世袭，并须向朝廷汇报租税、户口及治安情况。以下是秦代初期三十六郡的资枓：
据刘宋裴骃《史记集解》记载，秦初三十六郡分别是：
关中巴蜀地区：内史、上郡、陇西郡、北地郡、云中郡、九原郡、汉中郡、巴郡、蜀郡
河南地区：三川郡、南阳郡、颍川郡、砀郡、薛郡、东郡、琅邪郡、齐郡
河北地区：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代郡、钜鹿郡、邯郸郡、上党郡、太原郡、雁门郡、河东郡
淮南地区：南郡、九江郡、鄣郡、会稽郡、泗水郡、黔中郡、长沙郡
秦始皇决定在地方治理上采用三级行政区划制度，构建中央—郡—县—乡—亭—里—什—伍—户的纵向金字塔式的控制体系，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主要在郡设郡守，郡下设县，县设县令，但秦代的国家行政机构只下设到县级。县之下实行“乡亭制”（亦称乡里制 度），设“乡”，具体办法是在“乡”级设“三老”掌教化，“啬夫”听讼和征税，“游徼”侦缉盗贼。此外，乡级以下则利用民间力量来治理，一乡辖十亭，设亭长；一亭辖十里，设“里魁”（亦称里正）；一里辖百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这种制度为秦朝带来了 巨大的动员能力，即使三百多年前的波斯居鲁士大帝创建帝国之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唯有省（萨特拉庇）和县作为行政区划机构。。
除此之外，历来盘踞在淮河流域的淮夷、泗夷早已变为民户，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今福建省一带地方设置闽中郡。由于秦始皇认为闽中郡远离中原，是“荒服之国”，地处偏远，山高路险，而且越人强悍，难以统治，故实际上并未派遣官吏往闽中，只是废去当 地酋长无诸及驺摇的王号，改称他们为“君长”，并让其继续统治该地。
郡县制在全国推行后，标志着六国故地不会再有拥兵割据，自选官吏，财政独立的诸侯。此外，百姓的籍贯不再用以前所属的诸侯国，例如楚国人、齐国人等作为识别，而是用其所处的郡名以咨识别。
不过自秦灭汉兴后，汉高祖刘邦认为秦王室推行郡县制后，因缺乏宗室屏藩，过于孤立而亡；又害怕诸侯王太强盛，造成皇室的衰弱，于是推行郡国并行制，施行郡县制，但也封刘氏宗室子弟在各大要地为王，作为折衷。刘邦的作为，导致日后的吴楚七国之乱。因 此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在郡县制至分封制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以维持国祚。
销毁兵器
为了防止六国遗民作乱，秦始皇下令收集天下的兵器，聚集到咸阳熔化，铸成大钟及十二个铜人，每个铜人个重达二十四万斤，放置在宫廷里。
去险阻，坠城廓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32年），秦始皇进行第二次巡游，途经碣石，宣布拆除原关东六国建造的城廓及堤防，称为“坠城廓、决堤防、夷险阻”，并在碣石山门刻石立碑，碑文内容如下：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幷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 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着仪矩。”
译文：皇帝兴师用兵，诛灭无道之君，要把反叛平息。武力消灭暴徒，依法平反良民，民心全都归服。论功行赏众臣，惠泽施及牛马，皇恩遍布全国。皇帝振奋神威，以德兼并诸侯，天下统一太平。拆除关东旧城，挖通河川堤防，夷平各处险阻。地势既已平坦，众 民不服徭役，天下都得安抚。男子欣喜耕作，女子修治女红，事事井然有序。皇恩覆盖百业，合力勤勉耕田，无不乐业安居。群臣敬颂伟业，敬请镌刻此石，永留典范规矩。
—《史记·秦始皇本纪》
至于拆除原关东六国所建造堤防，原因是为了消除地方割据，这是由于各国堤防的设计不合理。根据《孟子·告子篇》的记载，魏国著名水利专家及商人白圭曾向孟子指，自己治理水患的水平胜过大禹，但孟子却不以为然，指责白圭只是将邻国当作蓄水的沟壑，即 是将洪水引向别国，令百姓厌恶。
此外，据《汉书·沟洫志》的记载，当时齐国和赵魏两国是以黄河为界，赵魏两国位处黄河上游，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所遭受的灾害就较严重，因而齐国首先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的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从齐国沿黄河筑 了堤防，令黄河泛滥的水流冲向赵魏两国，于是赵魏两国也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的堤防。从以上记载可见，战国诸侯都有利用水利设施，作为削弱敌国的手段，因此秦始皇才强调采取“决通川防”的措施。
“坠城廓、决堤防、夷险阻”等措施，除了防止六国遗民据险作乱外，还有方便交通，促进贸易的作用。
徙置富豪
秦始皇自消灭六国后，便下令迁徙关东六国富豪十二万户入咸阳，其中以齐楚两地出身的富豪为主。这是因为齐鲁之地崇尚“齐鲁学”，崇尚聚众讲学，追求典雅，与主张谋富强，尚功利，务实际的秦国主流思想“三晋学”截然不同，学术思想的冲突很容易形成反 秦舆论，齐鲁儒生讥讽秦始皇封禅一事正是明证。不过相比起齐国来说，秦始皇更为担心楚国故地，例如他往楚国故地巡视期间，史籍可见其在江东金陵、丹徒、曲阿等地掘地厌天子气的记载，而且“亡秦必楚”一说，亦反映楚人强烈的复仇欲望。因此徙民以齐楚之地 为主，也就变得理所当然。
另一方面，迁徙富豪还有其他政治用意，除了可繁荣首都外，更可避免富豪与六国贵族互相勾结。此外，富豪们在本地兼并土地，放高利贷，造成地方不安定因素，将他们迁徙至咸阳，亦有助消除地方势力。
统一文字
秦始皇为统一人们的思想，大造天神，统一文字，强行教化。使小篆和隶书为全国通行的字体，对中国文化、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得悉六国文字各不相同，决定推行“书同文”政策，按照当时任廷尉的李斯所奏，废除关东六国原有文字，将史籀大篆简化为小篆（亦称秦篆），作为全国通用字体，于是令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 七章作为全国规范字帖，皆取材于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但现时世人皆称李斯为小篆的鼻祖，其相传书迹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和《会稽刻石》等。
西汉时期，闾里书师将三篇以六十字为一章合并为《苍颉篇》，共五十五章。西汉时期又称《仓颉》、《爰历》、《博学》为三苍，但因多种原因，《苍颉篇》文字大都失传。
另一方面，据唐朝张怀瓘所着《书断》记载，秦朝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市）人程邈（字元岑）在狱中花了十年时间，创造隶书，得到秦始皇赏识，被任命为御史。由于小篆难以在奏事繁多的环境下使用，故此程邈发明的字体颇受欢迎，而因为程邈字体起初专供隶役 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但正史没有关于程邈的生平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