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如此做派，当然要自食其果。
“丁巳察典，部院大臣之秉成者，郑继之、李志也。”郑继之是当时的吏部尚书，而李志则是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事。此外主察者尚有考功司郎中赵士谔、吏科署科事左给事中徐绍吉、掌河南道印御史韩浚。
吏部尚书郑继之，文秉的《定陵注略》中曾云：“郑继之楚人也，时楚方与浙、齐合，故掖县（赵焕）去，而特拥戴郑继其位，郑之烈焰较掖县更为甚矣。”
而另一位掌主察者，河南道掌印御史韩浚，则被归为“齐党”。由于两位主察之大吏，均有鲜明的党派背景，因此京察还未开始，门户互持的态势，就已十分明显了。
结果当然是不问可知，自兵部尚书王象乾以下众多官员受到调查，太常寺少卿丁启浚、礼部署部事右侍郎孙慎行等东林要人都被处分或逼走。东林党几乎被从朝中一扫而空。
然而由于劾及浙党的一些干将，齐党、浙党之间也是渐行渐远。齐党的行为，过于露骨，引发许多中立人士的反感，使得自己逐步被孤立，为东林用汪文言策反攻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系列残酷党争中，方从哲居首辅，仍然欲调和双方。如会推阁员的风波中，三党内讧，左光斗等东林与楚党结盟反攻齐党，两方的互讦，均归责于方从哲。当此关键时刻，从哲仍然奏辨：“愿诸臣各捐成心，共扶公道，乞将前后奏章，勑下部院，虚心详勘，分别是非。”
虽然一直居中秉公，端平行事但从哲因与亓诗教的密切关联，立场逐渐已受到了大家的公开质疑。
不过考虑到方从哲的性格和当时他权威的低下，他也未必能够阻止党争的发展。
叶珍在《明纪编余》曾言：
“庸相方从哲独居政府，（神宗）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然辅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辈，称为当关虎豹，凡中外之得选为台省，皆寝不发。旧台省更得以笼致后进，必入其党矣。”
叶珍的话虽然偏颇，但也道出方从哲执政之时，首辅权轻的情形，也因此使朝政由言官所操持，而从哲要勉强维持朝廷，也不能不与这些言官互为奥援，迁就他们排斥异己的行为。
三案党争
京察前后的种种事态表明，齐党自居执政党的做法，引发了执政联盟——三党内部的其他两党的不满。由于共同的敌人——东林看上去已经肃清（他们全然不考量方从哲的处境和努力），于是他们就内讧起来。齐党和浙党为了会推名单吵个不停，楚党则在老祖宗张居正的评价问题上和其他两党闹翻天。
执政联盟的内讧给了东林“君子”们翻盘的机会。利用无赖监生汪文言杰出的政治活动能力，新一代东林党人已经悄悄开始准备翻盘了。他们的具体实践就是三案风波。
三案就是三个看上去与“国本”有关，实际上是被东林党人为夸大或根本就是认为制造出来的政治事件。这种政治斗争手法，和京察一样，早已被东林党人发明。它起于前后两次妖书案。当时东林和浙党都玩弄这种伎俩，制造政治风波，把往对方为文人官僚集团一致反对的郑贵妃/福王集团身上扯。互相指责对方是受到福王集团指使，企图动摇国本。以此来抢占道德制高点，打击对方。
“丁巳察典，部院大臣之秉成者，郑继之、李志也。”郑继之是当时的吏部尚书，而李志则是刑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事。此外主察者尚有考功司郎中赵士谔、吏科署科事左给事中徐绍吉、掌河南道印御史韩浚。
吏部尚书郑继之，文秉的《定陵注略》中曾云：“郑继之楚人也，时楚方与浙、齐合，故掖县（赵焕）去，而特拥戴郑继其位，郑之烈焰较掖县更为甚矣。”
而另一位掌主察者，河南道掌印御史韩浚，则被归为“齐党”。由于两位主察之大吏，均有鲜明的党派背景，因此京察还未开始，门户互持的态势，就已十分明显了。
结果当然是不问可知，自兵部尚书王象乾以下众多官员受到调查，太常寺少卿丁启浚、礼部署部事右侍郎孙慎行等东林要人都被处分或逼走。东林党几乎被从朝中一扫而空。
然而由于劾及浙党的一些干将，齐党、浙党之间也是渐行渐远。齐党的行为，过于露骨，引发许多中立人士的反感，使得自己逐步被孤立，为东林用汪文言策反攻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系列残酷党争中，方从哲居首辅，仍然欲调和双方。如会推阁员的风波中，三党内讧，左光斗等东林与楚党结盟反攻齐党，两方的互讦，均归责于方从哲。当此关键时刻，从哲仍然奏辨：“愿诸臣各捐成心，共扶公道，乞将前后奏章，勑下部院，虚心详勘，分别是非。”
虽然一直居中秉公，端平行事但从哲因与亓诗教的密切关联，立场逐渐已受到了大家的公开质疑。
不过考虑到方从哲的性格和当时他权威的低下，他也未必能够阻止党争的发展。
叶珍在《明纪编余》曾言：
“庸相方从哲独居政府，（神宗）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然辅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辈，称为当关虎豹，凡中外之得选为台省，皆寝不发。旧台省更得以笼致后进，必入其党矣。”
叶珍的话虽然偏颇，但也道出方从哲执政之时，首辅权轻的情形，也因此使朝政由言官所操持，而从哲要勉强维持朝廷，也不能不与这些言官互为奥援，迁就他们排斥异己的行为。
三案党争
京察前后的种种事态表明，齐党自居执政党的做法，引发了执政联盟——三党内部的其他两党的不满。由于共同的敌人——东林看上去已经肃清（他们全然不考量方从哲的处境和努力），于是他们就内讧起来。齐党和浙党为了会推名单吵个不停，楚党则在老祖宗张居正的评价问题上和其他两党闹翻天。
执政联盟的内讧给了东林“君子”们翻盘的机会。利用无赖监生汪文言杰出的政治活动能力，新一代东林党人已经悄悄开始准备翻盘了。他们的具体实践就是三案风波。
三案就是三个看上去与“国本”有关，实际上是被东林党人为夸大或根本就是认为制造出来的政治事件。这种政治斗争手法，和京察一样，早已被东林党人发明。它起于前后两次妖书案。当时东林和浙党都玩弄这种伎俩，制造政治风波，把往对方为文人官僚集团一致反对的郑贵妃/福王集团身上扯。互相指责对方是受到福王集团指使，企图动摇国本。以此来抢占道德制高点，打击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