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作《芳茹园乐府》 1卷，有明刊本、饮虹□刻本。所著尚有《赵忠毅公集》、《味檗斋文集》、《史韵》、《学庸正说》等。
面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赵南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进行改革。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实践，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天启四年二月，京察结果公布，北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竟然多达官员338人人数创有明三百年来之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邪党”人物。
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把持朝局的齐党、楚党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位给事中。这四个人官职不高，能量极大，辛亥京察以后东林党人节节败退，多半就是败在这几个人的手里。
但四人除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了不起的劣迹。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对这四人处理得太过分。
赵南星却坚持已见，并且特著文曰《四凶论》，把亓诗教、赵兴邦等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一定要把亓诗教等人驱逐出朝廷。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凶”终于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
另外，“邪党”中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同东林对抗的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案”等政治大关节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
朝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党争中本属中立，但“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小人之玷。”［书目3，卷二百五十六，第22册，第6616页。］这样，东林在政治上的胜利却反而增加了其敌对阵营的实力。
天启三年前后，东林党人通过癸亥京察以及一系列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他们好象并没有想到，当他们正在出于一腔忠愤同魏忠贤斗争的时候，那些被纷纷赶出朝堂的新旧政敌也许会被迫站到魏忠贤一边去。
事实确实如此，天启四年夏，在癸亥京察中受过重伤的徐大化首先投入魏忠贤的门下，而后又引荐了一大批与东林有着共同仇恨的党人。
在后来名列逆案的阉党文官官僚中，遭到东林党人排挤的原“邪党”分子有近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多与魏忠贤原本并无瓜葛，但对于东林的共同敌对立场却使他们很容易站在一条战线上。何况这些人本非气节之士，眼看朝局大变，跟上魏忠贤又能报仇，又能升官，何乐而不为呢？
直到天启三年以前，簇拥在魏忠贤周围的还仅仅是一群大小太监及其亲随，而天启四年之后的魏忠贤集团却一下子冠盖如云，人材济济了。这种情况，主要是东林党人的为渊驱鱼政策造成的。
面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赵南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进行改革。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实践，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天启四年二月，京察结果公布，北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竟然多达官员338人人数创有明三百年来之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邪党”人物。
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把持朝局的齐党、楚党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位给事中。这四个人官职不高，能量极大，辛亥京察以后东林党人节节败退，多半就是败在这几个人的手里。
但四人除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了不起的劣迹。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对这四人处理得太过分。
赵南星却坚持已见，并且特著文曰《四凶论》，把亓诗教、赵兴邦等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一定要把亓诗教等人驱逐出朝廷。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凶”终于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
另外，“邪党”中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同东林对抗的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案”等政治大关节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
朝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党争中本属中立，但“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小人之玷。”［书目3，卷二百五十六，第22册，第6616页。］这样，东林在政治上的胜利却反而增加了其敌对阵营的实力。
天启三年前后，东林党人通过癸亥京察以及一系列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他们好象并没有想到，当他们正在出于一腔忠愤同魏忠贤斗争的时候，那些被纷纷赶出朝堂的新旧政敌也许会被迫站到魏忠贤一边去。
事实确实如此，天启四年夏，在癸亥京察中受过重伤的徐大化首先投入魏忠贤的门下，而后又引荐了一大批与东林有着共同仇恨的党人。
在后来名列逆案的阉党文官官僚中，遭到东林党人排挤的原“邪党”分子有近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多与魏忠贤原本并无瓜葛，但对于东林的共同敌对立场却使他们很容易站在一条战线上。何况这些人本非气节之士，眼看朝局大变，跟上魏忠贤又能报仇，又能升官，何乐而不为呢？
直到天启三年以前，簇拥在魏忠贤周围的还仅仅是一群大小太监及其亲随，而天启四年之后的魏忠贤集团却一下子冠盖如云，人材济济了。这种情况，主要是东林党人的为渊驱鱼政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