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主张严惩贪官污吏。他指出，官吏的贪污盘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今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问其所以，率由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也。有司之贪如此，民安得不为盗？小盗起，而大盗随之，皆有司为之竿也"。因此，他提出要坚决刹住贪污之风。在一份奏疏中，他建议："以后秽迹昭彰者，抚按先行究问确实，而后具奏追赃"，"如有听嘱受贿、曲为庇护者，容臣等参奏重处，庶贪风渐息，而乱萌可消"。天启四年（1624年），有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还，"赃私巨万，秽声流传"。左都御史高攀龙"尽发其贪污状"，赵南星"议戌之"，"诏革职候勘"。
赵南星主张对干进之风加以遏止。首先，他提出禁止官吏间的行贿受贿，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馈送"书帕"之风。明初，地方官入京，见长官送礼，具一书一帕，称"书帕"。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地方官的进献已改为金银珠宝，但仍沿称"书帕"。官吏们以书帕形式公行贿赂，数额很大，"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赵南星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行贿的目的，无非是营求升迁，为自己谋取私利，所谓"人人皆为吏部，财能贾爵；处处俱是傍门，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他认为，"簠簋滥则弹压轻"，因此请"戒上官毋得受守令贡献"。其次，他主张对乞官者加以严惩。其时，每当吏部主管官员退朝，乞官者即三、五成群，"如墙而遮留之"，"讲升，讲调，讲地方，讲起用。既唯阿矣，则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干舌敝而后脱"，"比至署中，则以私书至"，"不从则又为书切责之，以为违公论，必如所求而后已"。赵南星入主吏部后，"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即使这样，当时还是有个别人要以身一试：有一给事为赀郎求盐运司，赵南星即注赀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知县石三畏贪，夤缘将行取，赵南星亦置之王府，史称"时进士无为王官者，（赵）南星不恤也"。
赵南星提倡官吏"以全力尽职业"，改变重交际、忽政事的行政作风。他指出，以精力充沛的午前交际，而以神气昏倦的交际后理政，恰恰颠倒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错误的。他首先在吏部进行改革。他与吏部四司官（文选、验封、稽勋、考功）约定，"每日蚤起，即入衙门，至午后公事既毕，退食私寓，乃与知交往来"，"至于会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营其职"。
此外，赵南星还抨击了官场中上官轻待下属、地方官淫刑作威等不良作风，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赵南星改革官场作风的实践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贪污、干进之徒受到了惩处，一定程度地澄清了吏治，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赵南星也更为邪佞嫉恨。当他与高攀龙议处大贪污犯崔呈秀时，崔呈秀投靠权阉魏忠贤，阴谋翻案，伺机反扑。不久，魏忠贤即矫旨责赵南星等"朋谋结党"，斥为民，寻戌代州。明思宗即位，有诏赦还，巡抚牟志夔为魏忠贤党羽，"故留滞不听归"，赵南星"终殒戌所"。赵南星既罢，昔日为其摒弃者无不拔擢，其素所推奖者率遭奇祸，"诸干进速化之徒，一击（赵）南星，辄遂所欲"。赵南星的政治改革彻底失败，他也为改革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四、健全官制
明代后期，尤其是万历年间，由于神宗怠政，对官吏不及时任免，政府机构残缺不全，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有人称"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政府机构的残缺瘫痪，使封建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闰八月，吏部尚书孙丕扬离职，神宗"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
赵南星指出，政府机构的残缺不全，使封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导致危亡。他以家庭为例说："千金之家，必有纲纪之仆，令之召选群仆"，"群仆不备，则必有所缺"，"其家鲜有不败者"。家庭缺仆则败，国家缺官也难免衰亡，因此赵南星主张及时地选补缺官，健全官制。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等事宜，在六部中职责最重。其四司官额设十五人，但天启初仅有八人，"事多废弛"。赵南星主吏部，"不得已而就近推补，命下，即时就道，依限而至。其远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调补"。四司官补齐后，赵南星仍觉不敷行政，遂上疏请增司属，"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资序"，部司郎中等官有贤能者，"间一调之，或一处二人，以为目前蛩蟨之助"。这个建议，也得到明熹宗的同意。对于诏书起用而不愿就职者，赵南星则催其赴任，力争早日把封建国家机器纳入正常运转轨道。
赵南星催补缺官的努力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天启初年，"众正盈朝"、封建国家机器恢复正常运转局面的迅速形成，不能不说与赵南星的健全官制实践紧密相关。
赵南星对明代后期政治改革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思想主张，并勇敢地付诸实践，在当时取得明显的成效，对清明政治起了很好的作用，应予以肯定。但是，也应指出，赵南星在朝时间很短，且职仅至吏部尚书，所以他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局限于整顿吏治，而对皇帝怠政庸懦、宦官专权等无能为力。他认识不到所有这些黑暗腐朽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痼疾，彻底消除这些现象的唯一途径是打碎封建制度，这反映出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也是他改革失败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根本原因。赵南星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现在高邑县城还保留这赵南星的祠堂，高邑有条路被命名为“南星路”，以纪念这位高邑名人。
赵南星主张对干进之风加以遏止。首先，他提出禁止官吏间的行贿受贿，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馈送"书帕"之风。明初，地方官入京，见长官送礼，具一书一帕，称"书帕"。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地方官的进献已改为金银珠宝，但仍沿称"书帕"。官吏们以书帕形式公行贿赂，数额很大，"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赵南星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行贿的目的，无非是营求升迁，为自己谋取私利，所谓"人人皆为吏部，财能贾爵；处处俱是傍门，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他认为，"簠簋滥则弹压轻"，因此请"戒上官毋得受守令贡献"。其次，他主张对乞官者加以严惩。其时，每当吏部主管官员退朝，乞官者即三、五成群，"如墙而遮留之"，"讲升，讲调，讲地方，讲起用。既唯阿矣，则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干舌敝而后脱"，"比至署中，则以私书至"，"不从则又为书切责之，以为违公论，必如所求而后已"。赵南星入主吏部后，"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即使这样，当时还是有个别人要以身一试：有一给事为赀郎求盐运司，赵南星即注赀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知县石三畏贪，夤缘将行取，赵南星亦置之王府，史称"时进士无为王官者，（赵）南星不恤也"。
赵南星提倡官吏"以全力尽职业"，改变重交际、忽政事的行政作风。他指出，以精力充沛的午前交际，而以神气昏倦的交际后理政，恰恰颠倒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错误的。他首先在吏部进行改革。他与吏部四司官（文选、验封、稽勋、考功）约定，"每日蚤起，即入衙门，至午后公事既毕，退食私寓，乃与知交往来"，"至于会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营其职"。
此外，赵南星还抨击了官场中上官轻待下属、地方官淫刑作威等不良作风，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赵南星改革官场作风的实践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贪污、干进之徒受到了惩处，一定程度地澄清了吏治，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赵南星也更为邪佞嫉恨。当他与高攀龙议处大贪污犯崔呈秀时，崔呈秀投靠权阉魏忠贤，阴谋翻案，伺机反扑。不久，魏忠贤即矫旨责赵南星等"朋谋结党"，斥为民，寻戌代州。明思宗即位，有诏赦还，巡抚牟志夔为魏忠贤党羽，"故留滞不听归"，赵南星"终殒戌所"。赵南星既罢，昔日为其摒弃者无不拔擢，其素所推奖者率遭奇祸，"诸干进速化之徒，一击（赵）南星，辄遂所欲"。赵南星的政治改革彻底失败，他也为改革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四、健全官制
明代后期，尤其是万历年间，由于神宗怠政，对官吏不及时任免，政府机构残缺不全，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有人称"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政府机构的残缺瘫痪，使封建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闰八月，吏部尚书孙丕扬离职，神宗"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
赵南星指出，政府机构的残缺不全，使封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导致危亡。他以家庭为例说："千金之家，必有纲纪之仆，令之召选群仆"，"群仆不备，则必有所缺"，"其家鲜有不败者"。家庭缺仆则败，国家缺官也难免衰亡，因此赵南星主张及时地选补缺官，健全官制。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等事宜，在六部中职责最重。其四司官额设十五人，但天启初仅有八人，"事多废弛"。赵南星主吏部，"不得已而就近推补，命下，即时就道，依限而至。其远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调补"。四司官补齐后，赵南星仍觉不敷行政，遂上疏请增司属，"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资序"，部司郎中等官有贤能者，"间一调之，或一处二人，以为目前蛩蟨之助"。这个建议，也得到明熹宗的同意。对于诏书起用而不愿就职者，赵南星则催其赴任，力争早日把封建国家机器纳入正常运转轨道。
赵南星催补缺官的努力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天启初年，"众正盈朝"、封建国家机器恢复正常运转局面的迅速形成，不能不说与赵南星的健全官制实践紧密相关。
赵南星对明代后期政治改革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思想主张，并勇敢地付诸实践，在当时取得明显的成效，对清明政治起了很好的作用，应予以肯定。但是，也应指出，赵南星在朝时间很短，且职仅至吏部尚书，所以他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局限于整顿吏治，而对皇帝怠政庸懦、宦官专权等无能为力。他认识不到所有这些黑暗腐朽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痼疾，彻底消除这些现象的唯一途径是打碎封建制度，这反映出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也是他改革失败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根本原因。赵南星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现在高邑县城还保留这赵南星的祠堂，高邑有条路被命名为“南星路”，以纪念这位高邑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