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3)

  一大批反对派官僚投入到魏忠贤门下,应该是东林党人抗魏斗争最终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第一章中讲述过徐大化为魏忠贤拟旨从而引起了叶向高的极度不安,实际上“邪党”对于魏忠贤一伙的帮助远远不止于笔墨文字方面。
  在魏忠贤等大小太监们面对东林党人的猛攻颇觉一筹莫展的时候,“邪党”官僚们给他们送去了极其可贵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谋略,使他们能在反攻中有力有节,章法分明。这一点对于魏忠贤反击东林党人一役的胜利,关系是至为重大的。此外,“邪党”诸人以文官官僚的面貌加盟于魏忠贤集团,还在表面上赋与魏忠贤专权政治体制某种合法性。因而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会说:“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
  第一起纠纷为的是一个吏科都给事中的职位。明代给事中“职专主封驳纠劾等事”,[书目31,卷二百十三,第2840页。]一方面在皇帝左右侍从规谏,补阙拾遗,一方面稽察六部百司之事,还要参与大事的廷议,大臣的廷推,大狱的廷鞫,虽然官仅七品,却是“品卑而权特重”。[顾炎武《日知录》,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36年第一版,卷九,第170页。]给事中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直辖于朝廷,各科掌印者为都给事中,管理本科事务。同六部中以吏部为首一样,六科中也以吏科最为要害。因为其权力涉及到文官官僚的升迁黜陟,吏科都给事中在朝中就成了一个极关键、极有吸引力的位置。而且,都给事中任满之后一般都能内升为四品京堂,是向权力高峰进军的极好的中间站;如果外转,必是三四品的道员,但一般人贪恋权势,是不愿转为外官的。
  天启四年二月,吏科都给事中出缺,按成法的递补序列,第一个候补者是吏科左给事中刘宏化,第二个是吏科右给事中阮大铖,第三个是户科左给事中魏大中。当进刘宏化的父亲病危,可能不久就要回家奔丧,阮大铖入都吏垣的希望因此大大增加,所以刚刚告假回家不久的阮大铖一得到京城的消息就立刻返回了都门。
  刘宏化、阮大铖和魏大中原本都是东林中人,这分配吏科都给事中的职务也可以看成是一件东林门户内部的事情,但这时东林内部的宗派主义已经有相当的发展,权势当头,就不能不有所争夺。东林的主流派代表人物赵南星、高攀龙等人想把吏科都给事中这一关键职务交给自己更信任的魏大中,于是使用了种种手腕,甚至专门为阮大铖腾出了一个工科都给事中的位子,想让阮大铖升任工科而不再给魏大中挡路。在东林中很有影响的左光斗与阮大铖是同乡好友,本来是希望阮大铖谋得吏科都给事中之位的,当初写信给在家乡的阮大铖,催他赶快回京准备任职的也是他。但阮大铖回京后为小事同左光斗相龃龉,不再能得到左光斗的支持帮助。在这种情况下,阮大铖如果退让一下,安心去作他的工科都给事中,本可以太平无事。可是阮大铖却偏要争一口气,绝不退让。他走了内廷的门路,把工科都给事中的缺顶住。这时刘宏化果然报了丁忧,阮大铖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吏科都给事中。一个回合下来,阮大铖虽然取胜,却大大得罪了东林主流派的各位大老。赵、高、杨、左诸人的势力毕竟太大,阮大铖作了几天吏科都给事中,算是争回了面子,却终于顶不住压力,不到一个月就只得辞职回乡。
  一、振纪纲自皇帝始
  明代后期,皇帝怠政庸懦,纪纲废坏,政治极端黑暗腐朽,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明神宗朱翊钧是历史上有名的懒惰皇帝。由于在册立太子问题上不能遂意,加上对政事的日益厌倦等,明神宗在亲政后长期"晏处深宫",不理朝政,"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怠于政事。神宗怠政,对当时政治影响极坏。择要言之,其一,朝政大事因无皇帝旨意而不能及时处理,耽搁拖延,封建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几于瘫痪。其二,神宗对朝中大臣的交相攻讦不加裁断,"听其自为胜负而已","士大夫益纵横于下",加剧了门户之争。其三,传统的封建伦常被破坏殆尽,纪纲废弛,吏治败坏,"贿赂日张","风俗大坏"。其后的明熹宗则为庸懦之主,宦官魏忠贤专制朝政,"恣威服惟己意",朝中群小肆虐,"士习渐衰,莫此为盛"。因此,明代后期政治的败坏,很大程度上是由皇帝怠政庸懦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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